據《人民日報》1月7日報道，2011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實際投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到10408.6億元，同比增長21.3%。其中，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四補貼” 資金達1406億元，比2004年的145億元增長了近9倍。
　　糧食生產補貼的增加，相對促進了糧食的增產。但是，在承認“提高補貼”與“糧食增產”正相關效應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這種效應正在逐年弱化——在2004年減免農業稅（2006年取消農業稅）后，糧食生產補貼增長9倍。但是，同期我國糧食總產量僅從4.69億噸上升到5.71億噸，亦即是說，8年來我國涉農補貼在增長9倍的情況下，糧食總產量每年卻僅能增加1個百分點。
　　在糧食補貼對糧食增產效應持續弱化之際，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卻在持續增加，這就導致了我國糧食對外依存度的逐年加大。時至今日，我國大豆已有超過65%依賴進口，玉米和小麥亦已陸續開始進口，我國農產品貿易已持續8年呈逆差態勢。
　　誠然，適度的糧食生產補貼有利于糧食生產，并有利于抵抗國際糧食市場的競爭。但反過來，過度的補貼，并以此過度抑制國內糧價的上漲，不但會逐漸弱化我國糧食生產的增產效應，而且會加劇掠奪式糧食生產（過度使用化肥和水資源）的趨勢。
　　欲扭轉此種狀況，必須在適度提高糧補的同時，逐步加大我國糧價上漲的幅度。雖然，自2004年至今，我國糧食價格持續上漲，但是，與我國同期大宗商品的漲幅相比，糧價的上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這8年里，我國油價上漲了250%、銅價上漲220%、金價漲幅高達340%，房價更是上漲接近600%。更何況，在我國糧價8年微漲的表象下，我國農資價格的大漲卻幾乎完全對沖掉糧價小漲的收益，如同期我國種子價格上漲了250%左右，鉀肥價格亦上漲超過200%。
　　在我國糧價與其他大宗商品價格漲幅嚴重背離，且農資成本增加嚴重擠壓種糧收益時，必然很難持續保證我國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以及有序生產的安全性。以當下南方的雙季耕作為例，一畝田雙季所產糧食的純收益（加上涉農補貼，減去農資成本），全年不超過1300元，而這樣的收益尚不及在當地鄉辦工廠打工一個月所得。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提高糧價，可以相對提高農民收入，從而為“拉動內需”持續增添助力。就“拉動內需”對我國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言，如何激發人口超過城鎮居民的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顯然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