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上比較頻繁地出現呼吁改革的重磅言論，成為輿情焦點。2月27日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報告建議中國進行深層次改革，以避免經濟危機，成為這些呼吁聲中較為引人注目的一種。
　　不過，與這份報告相關的兩件事情卻發人深思。一是在2月28日世行記者會上“獨立學者”杜建國的行為藝術。杜建國在會上散發抗議信，稱世界銀行把在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試驗失敗的毒藥拿來中國推銷，是誠心在破壞中國的經濟，是企圖假借深化改革的名義讓少數中國人和華爾街來掠奪中國人民。另一件事，據媒體報道，世行報告在寫作過程中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部分曾受到國資委的強烈反對，以至于最終面世的報告較原稿對此問題有大量刪改。
　　在本人看來，與世行報告相關的兩件事正好是目前社會上阻礙改革的兩種力量的表現。世行正式報告中建議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某些行業的壟斷，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降低私營企業進入的壁壘，可以想象，原稿中對此問題的論述不會如此“溫柔”。國有部門在經濟中的重新定位，將直接影響國資委的權力范圍，縮減其權力邊界，所以受到國資委的抵制不難理解。這事實上是近年來主管部門、行業和地方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在自己利益被觸動受影響時，對那些利于全民利于大多數人的改革產生抵制的一個例子而已。這樣的例子還非常多，最典型的有房產調控中的房產商和地方政府，公車改革中的公車受益者集團等。
　　盡管利益集團有很大的輿論影響力和對最終決策的影響力，但利益集團的所作所為相對來說不易躲過大多數人的眼睛，更不用說那些近乎赤裸裸的政策施壓了。
　　但是，另一種阻礙改革的力量，即落后的觀念力量往往被人忽視。因為那些純粹從觀念上反對改革者，往往都不是利益中人，事實上改革并不會損害其利益，甚至可能會增進其利益，這樣，盡管他們極力反對改革，但危害性往往被人所忽視。這些人打著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牌子，常常把帝國主義等詞語掛在口邊，的確能迷惑一部分人。
　　在我看來，這些人之所以產生抵制改革的觀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教育背景、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方面的原因。這些人對改革有著深深的誤解，他們和改革的主張者一樣，看到了當前經濟和社會中的一些問題，但他們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而是將其歸罪于改革本身。這些改革的抵制者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從世界大勢出發，不從過去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出發，而更喜歡從概念出發，從陳腐的觀念出發，其結果自然是昧于大勢，充當阻擋改革者的角色。比如說，此次“鬧臺”的杜建國，很可能沒有仔細去理解世行的這份報告。實際上，世行的報告內容并無太多新意，只是再次向人們強調了改革的重要性。報告所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如打破國企行業壟斷、讓百姓共享國企發展成果、解決國進民退，壓縮國企規模給民資民企提供發展生存空間以及降低中國的儲蓄率等問題，都是早已得到充分討論過的問題，只是一直難以實質性推動。世行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梳理工作。當然，主張改革的人是樂于見到借助世行的影響力來推動這些已成為共識且早就應該著手的改革的。
　　值得注意的是，利益集團和落后觀念群體在阻擋改革過程中，可能會有某些交叉，比如某些利益集團可能一邊打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旗號，一邊行維護集團利益之實，甚至可能會以“違反憲法”之類的詞語來嚇唬人。但不管怎樣，中國經濟改革需要往前走，其它改革也要跟上，這是時代進步的要求，絕不能因為有利益集團和落后觀念群體的阻擋而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