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義而言，一國貨幣與他國貨幣實施直接兌換，既可以降低雙方貨幣匯兌成本，從而更便于雙方經貿合作，又可以相對提高本國貨幣的主體地位，從而加速本國貨幣國際化的進程。本月起正式啟動的“人民幣直兌日元”，亦因此被賦予了過多的積極意義�？锤鞣降脑u論，細加概括，主要有以下三點：其一，繞開美元套算由做市商直接報價，直接受益的是每年降低30億美元的匯兌成本，間接受益的是更加便利的中日雙邊經貿合作；其二，通過“人民幣直兌日元”，可相對減少對美元之“錨”的過度依賴，更利于提高人民幣的均衡定價；其三，通過“人民幣直兌日元”，可以助推人民幣加速國際化進程。
　　當然，毋庸置疑，此番啟動的人民幣與日元直接兌換，之于中日雙邊經貿合作、之于人民幣均衡定價、之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其方向選擇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據此過于高估“人民幣直兌日元”的積極意義，尤其是脫離我國當下經濟急速下行的現實，以此作為人民幣加速國際化進程的沖鋒號，則不僅不合情理，且更可能因此造成弊大于利的結局。
　　首先，就“人民幣直兌日元”降低匯兌成本而言，固然每年可以降低30億美元匯兌成本，以及便利中日雙邊經貿，但是如果結合中日兩國近10余年來的雙邊貿易占比，以及中日經濟的中長期互補性來看，則此種功效不宜過于夸大。統計數據顯示，中日雙邊貿易在繼上世紀80、90年代的高增長之后，自2000年起已便漸漸進入增速持續下降的通道，日本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量的占比，已由2001年的17.2%降至2006年的11.8%、再降至2011年的9.5%，在雙邊貿易占比持續下滑之下，過于高估“人民幣直兌日元”所帶來的降低匯兌成本功效，顯然是不客觀的。而這種雙邊貿易占比的持續下滑，之于中長期而言，不僅難以有效扭轉，還更可能呈加劇態勢。這是因為我國經濟在渡過了早期資金、技術（制造業）的大缺口之后，這兩種需求已在持續收窄，而這也意味著中日經濟互補性的趨弱；之于中長期而言，能源（及礦產）供給、新興技術已成為我國經濟新的缺口，而這恰好也正是日本當下的經濟發展瓶頸，中日雙邊經濟的互補性趨弱、甚至是同質化競爭，之于中長期而言已經難以改變。
　　其次，就“人民幣直兌日元”減少美元之“錨”的過度依賴而言，固然由此可以繞開美元套算直接交易，但是不能因此過于夸大突破美元錨“一股獨大”的功效。雖然，在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前，日元曾占全球外匯儲備額的6%，更曾一度超過英鎊躋身“全球三大貨幣”行列，但在歐元正式流通后，日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的占比已一路下滑至3.5%至4%區間，不僅與美元、歐元（2011年底分別為62%和26%）的全球外匯儲備占比相距甚遠，更已被英鎊所反超。此外，始于1985年“廣島協議”后的日元國際化，事實亦已證明很不成功，當下日元穩定性不僅與美元、歐元、英鎊三大貨幣相比明顯弱勢，甚至與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中遠少于日元的瑞士法郎、加元和澳元相比，其穩定性也不占任何優勢，這從日本自身主動（或被動）通過高額外匯儲備“求穩”即可窺之一二，雖然其當下1.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明顯少于我國（3.3萬億美元），但如果算上日本龐大的民間外匯儲備量，則中日兩國的外匯儲備總量極可能并駕齊驅、同列全球首位。
　　再次，就“人民幣直兌日元”助推人民幣加速國際化而言，此種相關性本身不僅過于牽強，而且在我國經濟增速加速下行的態勢下，人民幣加速國際化本身可能加劇我國自身的危機。一國貨幣國際化的達成，必以匯率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資本項下可兌換為前提條件，這之于我國當下而言，當非最佳時間窗口。這是因為任何國際貨幣發行國，均需面臨巨額的跨境資本流動，而經濟急劇下行、產業結構扭曲，以及金融配置功能弱化的現狀，均說明我國當下尚不具備貨幣加速國際化的客觀條件。而如果一味被人民幣國際化的“豪情”沖暈頭腦，則不僅人民幣的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所形成的偏離，將成為巨額國際投機資本的套利空間，而且當下呈衰退之勢的實體經濟亦會因此遭受難以估計的外部沖擊。環視世界，上述因脫離現實情況加速本幣國際化所造成的危機，不僅有日本、韓國等負面教訓，而且還有新加坡于1983年主動收縮實施新元的“非國際化”，以及德國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主動限制馬克國際化的正面案例。
　　當然，對于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的我國經濟而言，推進本幣與外幣的直接兌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理所當然是大勢所趨。但是，這注定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就目前而言，在本幣與外幣的直接兌換上，筆者以為，我們似還應更多地選擇雙邊經濟互補性強的新興市場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