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經濟增長率急轉直下，盧比匯率連創新低，印度經濟陷入了資本外逃大潮涌起、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窘境中、盡管印度政府和主管部門大幅度收緊了外匯管制，仍無法遏制資本外逃的狂潮和盧比匯率的頹勢。
印度經濟的窘境，與其制造業落后、利用外資中組合投資占比過高脫不了干系：由于組合投資占比過高而投入制造業部門的直接投資過少，印度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甚高，經常對經濟形勢的一點變動就反應過度；加之印度始終未能擺脫持續的貨物貿易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輸入性通脹壓力居高不下，使得印度央行在近兩年經濟增長已明顯減速的情況下也無法放松貨幣政策，進而加重了盧比匯率的頹勢。
但印度要發展制造業，吸引外資更多地投入實體經濟部門面臨一系列障礙，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團都能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卻難以凝聚共識，印度政府決策常常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黨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發展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這個態勢。在對外經貿往來中，印度政府朝令夕改的特點就表現得格外突出。
典型案例如3月5日印度政府發布公告，禁止稅號5201和5203的棉花出口。由于印度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棉花出口國，印度的棉花出口禁令導致其國內外棉花價格一度應聲大漲。在國內外壓力之下，印度政府又于3月12日宣布廢除這項禁令，但不再頒發新的出口許可證。通觀此事經過不難發現，印度政府禁止棉花出口決策賴以制定的基礎并不成立，而且造成了多方面的損害。
印度政府聲稱頒布棉花出口禁令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對印度棉花出口的需求出人意料地驟然暴漲，擔心其中許多來自中國的進口訂單可能是虛假交易或是為了囤積。然而，根據中國方面的貿易數據，中國從印度進口的棉花和紗線在過去三年里增長穩定，并未發生出人意料的驟然暴漲。至于說許多來自中國的進口棉花訂單可能是虛假交易或是為了囤積，這完全不合常理。即使印度出口商有心開展虛假交易或囤積居奇，也只會選擇近在咫尺的斯里蘭卡、孟加拉國或巴基斯坦港口，不可能為此而選擇中國港口，
印度此舉也損害了印度作為棉花貨源地的信譽。3月13日，中國棉花協會秘書長就此致信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阿南德·夏爾馬，直言這種做法將“嚴重損害印度作為一個認真的貿易國家的聲譽”，其結果是商戶“將尋找更可靠的貿易伙伴”。今年1月中國棉花進口整體下降58.7%至32.7萬噸，但那相當一部分是“春節效應”所致，外界普遍認為政府采購等因素將推動未來幾個月中國棉花進口強力反彈，美國農業部預計中國今年棉花進口可能增長54%至400萬噸，但經此事件后，估計中國更傾向增加從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進口。印度此舉影響的并不僅是中國一家客戶，中國這封信得到了由18個成員國組成的國際棉花協會合作委員會支持，國際棉花協會合作委員會會長馬努·塔埃維尼爾在這封信上簽了名。
2011年末印度政府宣布對外資零售企業開放市場，結果沒幾天便收回。諸如此類頻繁的政策反復，已經并將繼續嚴重損害印度法規政策的威信。就在3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棉花出口禁令后，經過頭一天的市場“超調”反應后，市場參與者普遍認為這項禁令長期實施的可能性很低，多半會在3月底財政年度結束后變相自動消失，結果僅過了幾個交易日，國際市場棉花期貨價格便逐日回落。
在印度獨立后的最初30年里，國大黨一統天下，中央對地方擁有足夠權威；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一批以邦為基礎的獨立地方政黨發展壯大，與國大黨和八十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黨鼎足而立，在11個人口4000萬以上的“政治大邦”中，國大黨和人民黨執政的分別只有3個。近20年來歷次大選結果也因此都是無一政黨過半數的“懸浮議會”。
歷史讓印度地方政黨掌握了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力，可惜這些地方政黨卻始終盯著自己在地方上的一畝三分地，為此不惜損害全國性共同利益。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對外資零售企業開放市場問題上幾天之內便出爾反爾，就是把持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國大黨等地方政黨反對。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作為受恐怖主義之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建立全國反恐協調機構這件關系國民身家性命的問題上，狹隘的邦權甚至也壓倒了印度的中央決策。這進一步加劇了印度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
在今年初的邦議會選舉中，執政的國大黨僅在曼尼普爾邦獲勝，丟掉了北方、北阿坎德、果阿、旁遮普四邦。而在北方邦競選失敗，不僅意味著國大黨在未來幾年內在這個第一大邦的邊緣化，更給國大黨政治領導層更新換代增添了不確定性，因為主持操刀北方邦競選的是一直被視為國大黨接班人的拉胡爾·甘地，這場選戰失敗不可避免地大大損害了他的威信乃至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威望，而缺乏強有力領導核心的政黨也難以成為強勢政黨。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朝令夕改的局面無法根本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