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發揮各地特色和優勢，構筑更加協調的區域科學發展格局，不僅會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也會使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

　　區域政策助推區域差距相對縮小

　　數據顯示，21世紀前10年，中國各大地區的經濟增長出現較大幅度的變化和調整。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從2000年—2010年，沿海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從52．46％上升到53．09％，東北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從10．06％下降到8．70％，中部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從20．35％下降到19．70％，西部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從17．13％上升到18．63％，出現兩端高中間低的趨勢。分時段看，2000年—2005年，沿海地區占全國的GDP比重從52．46％增加到55．59％，而東北從10．06％下降到8．58％，中部從 20．35％下降到 18．83％，西部從17．13％下降到16．99％，沿海單邊上升而東北、中部、西部單邊下降特色明顯。而2006年—2010年，上述趨勢出現了回流激蕩的歷史性逆轉。2006年，西部地區占全國比重開始上揚，2007年，中部地區占全國比重開始上揚，2008年，東北地區占全國比重開始上揚走勢，這種大板塊波浪輪動的上升型經濟增長，與沿海地區占全國比重單邊下行走勢形成鮮明對照。
　　根據2011年《中國統計摘要》最新數據，2011年，沿海、東北、中部、西部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51．96％、8．70％、20．12％和19．22％，延續了2006年以來的板塊走勢。從省市一級角度看，近年來北方快于南方、內地快于沿海、不發達地區快于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特征相對明顯，山西、內蒙古、吉林、江西、重慶、陜西、青海、寧夏等省區的經濟都出現一定幅度的上升。
　　沿海、東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塊的相對升降輪替說明了，在21世紀前10年的前半段，加入WTO帶來國際資本轉移效應和外需擴大效應，對于沿海地區的產業增長和經濟繁榮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內地增長的政策，但政策的組合效果還未凸顯。而在21世紀前10年的后半段，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諸多政策的實施，內陸地區的基礎設施短缺局面得以緩解，投資環境逐步改善，礦產和其他優勢資源的開發力度加大，特色產業有效發展，沿海地區在外需下降與成本上升雙重推力下的產業轉移，也助力內地諸多省份生產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增長活力的有效釋放。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沿海地區則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較大，個別地區更因商務成本急劇升高的疊加因素出現實體經濟衰落的產業空心化趨勢，使得沿海傳統產業的競爭優勢相對減弱。由于內陸地區以更快速度增長，沿海與內地差距縮小取得階段性成果，縮小區域差距的政策呼吁聲音有所減弱。

　　既重視自上而下發展也重視自下而上發展

　　面對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壓力，中央政府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上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國務院最近通過《“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清晰地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努力方向。如何更好地把自上而下的發展視角與自下而上的發展視角對照協調，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布局效益，不僅需要前瞻性的規劃和政策設計，也需要在規范管理的基礎上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發展權，激勵地方選擇切合當地實際的建設項目，調動地方擴大內需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過，基于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強化投資拉動中如何防止產能過剩和不合理重復建設現象抬頭，需要有關部門在市場準入管理中，加強項目論證和規范核準程序，在核準前更多公開聽取社會意見，以決策的科學化帶動建設項目布局的合理化。
　　 其實，自上而下的政策實施與自下而上的發展訴求相結合，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確定區域發展方向的基本原則。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在經濟下行階段以大項目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既需要充分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動向，也需要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規律。除了考慮各地資源配置能力因地制宜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外，民生類建設項目如環保、供水、交通等項目建設也值得強調。
　　鑒于目前工業化擴張的勢頭受到外需抑制，通過增加城鎮人口進而提高新增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從規模效益的角度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綜合競爭力強，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都有較大吸納外來勞動力就業的潛力，但是這些城市也受制于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約束。尤其是，隨著小汽車進入家庭逐步普及化，許多城市內部交通擁堵問題也日漸突出。因而，改善城市的資源與環境供給狀況，并發展地鐵、大容量運載方式、地上快速軌道交通等公共交通，不僅可以改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安居環境，還可以提高這些城市對新增人口的吸納能力。此類項目從近期看可以成為擴大內需自下而上的驅動力，從長遠看也不會導致建設能力閑置。
　　自下觀之，“三農”問題也值得高度重視。近年來國家加大力度支持新農村建設，但由于農村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尚待深入，農村集體經濟運行中出現了管理失衡、職責不清、內部人控制甚至管理者隨意使用和處置集體資產等突出問題，一些地方村集體收不抵支乃至嚴重到資不抵債，普通村民未能完全享受到政府政策支持之效，自身利益甚至嚴重受損。建立規范有序透明的鄉村兩級資產管理制度，將有助于中央政府國家擴大內需及支持“三農”的支持性政策惠及基層民眾，保障村民的合法利益，使其正常收入和正常消費不至于受到人為因素影響。
　　當然，體制方面的改革不僅涉及到村鎮一級。簡化政府管理層級組織，有助于民意上來政策下去，增強政策的傳播擴散能力，還可以帶來管理阻力降低和管理成本削減，激發地方經濟的活力。

　　從單一的經濟發展走向全面的綜合發展

　　推動區域經濟健康發展，需要良好的宏觀環境。與一些發達國家物價長期相對穩定相比較，20世紀前10年大部分時段，我國諸多產品價格輪番上漲且漲幅過速過猛，影響到各地區城鄉居民的消費預期和生活安定，沖擊到實體經濟基礎，使各地區居民的收入增長利益被價格提高所轉移，實質性的福利增加一定程度縮水，消費能力被持續透支。所幸，由于前期實施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戰略帶來各地內生發展動力的增強，部分彌補了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更加依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動力的不足。
　　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在一個國際市場好消息少而壞消息多的經濟迷局中，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持續走跌趨勢，既有利于依存于國際市場大宗原料投入的“中國制造”的成本降低，也有利于降低國內壟斷行業的產品價格，使飽受物價連年上漲影響的各地區消費者受益。而近兩年來，國務院出臺的各類調控政策持續發力，也對物價上漲起到有效抑制作用。在國際市場復蘇尚需時日、增長推動力由投資向消費轉化存在時滯、民眾對物價上漲的容忍度下降和政策強調民生優先的背景下，只要采取必要的預防性措施應對局部地區因出口下滑帶來的失業率上升，一定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應可為社會所接受。
　　筆者粗估，即使保持目前逐漸降低的增長慣性，到2015年，中國人均生產總值也會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各地區理應創造條件讓民眾享受到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現階段相一致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和物價水平。惟有如此，才能形成增長惠及人民和消費引領增長的良性循環。
　　顯然，由單一的經濟發展走向全面的綜合發展，既要求規范中央與地方的管理權限，也需要形成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在我國目前強調對上負責遠甚于對下負責的評價體系中，因管理規則不清，理論研究不足，監督制約不夠，政績評價更多依據上級政府的主觀偏好。比如，因政績評價標準不一，出現某地有領導因摘去貧困縣帽子而提升而后任領導則因重新帶上貧困縣帽子亦提升之現象，而某發達地區部分居民20年飲用不到清潔水也讓人吃驚。改革當前的政績評價標準，不僅要衡量經濟增長指標，還要把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是否足夠大、居民收入水平是否相對高、物價水平是否相對低、環境污染程度是否小和社會安定程度是否好等等作為判斷標準。
　　近年來，社會上出現研究區域發展排名的大量報告，一些地方政府將報告中的排名作為評價政績的依據。但不少報告的共同問題是過于偏重經濟指標而忽視社會指標，在經濟指標中偏重于絕對指標而不重視相對指標，各種指標的權重設置隨意性較大，民生指標過少，地方的自然環境與發展基礎欠缺考慮，而環境污染事件、安全事故、假冒偽劣事件、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三亂現象等事關政府行為和官員操守等方面的指標，通常不進入計量范圍。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與現實難免有一定偏差，將此類排名等同于政績評價更是牽強。當然，要改變的不僅是不科學的政績觀，更需要改革來強化官員的對下負責意識。

　　把區域協調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

　　我國的區域發展政策已經逐步成形和成熟，今后將長期引導全國各地經濟的發展方向。但筆者以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發展環境下，區域總體發展戰略實施的力度和重點都應該有所不同。而在當前，沿海率先發展和西部大開發更值得政府政策關注。
　　推動沿海率先發展，關系到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現實與長遠需要。從國際范圍看，西方各國正在努力推動虛擬經濟去杠桿化和回歸實體經濟。為推動“務虛”的資本主義走向“務實”的資本主義，各國不約而同地提出發展制造業。美國繼上世紀后期提出再工業化以后，此次二度祭起再工業化的大旗，打算以其技術優勢為支撐，回補工業化的空缺。作為后起的世界工業大國，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紀律嚴明的低成本勞動力、富有活力且目光敏銳的民營資本家和順勢而動的跨國公司，但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在微笑曲線的底端，補創新基礎不足之課不可避免。鑒于我國是一個面積廣闊的大國，各地發展基礎不一致，走向工業強國的區域突破點當然非沿海莫屬。盡管出現產業向內地轉移趨勢，但沿海地區在全國的工業優勢地位并未動搖。2011年，沿海地區的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50．77％。
　　與此同時，全國研發投入的重點地區、科技人才的重點地區和技術成果產出的重點地區都集中于沿海，沿海的企業家精神尚在且生生不息，這使得沿海在集成、融合、轉化創新資源上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溢出效應、遞增效應，通過集中官產學研各類資源，整合有利于沿海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產業政策、區域政策與科技政策，將在競爭與合作并存、自主與開放一體中推動沿海制造業生產基地中組裝企業與零部件企業、產業供應鏈與需求鏈、產業集群內與集群外各類創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形成以創新推動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
　　事實上，由國家級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支撐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以華為、中興通信為代表的深圳企業創新群體、活躍于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福建、河北以民營企業為主的數量龐大的制造產業集群，都有尋求創新驅動的強烈需求。浙江紡織大縣紹興，集中了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設計師，便是開放條件下現代制造基地對創新驅動的另類詮釋。如果沿海能夠大范圍突破創新約束，則定可實現成本優勢與創新優勢相結合，建立起可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推動中國實現從工業大國走向工業強國的跨越。
　　推動西部大開發，關系到國家最不發達地區經濟社會形態改變和社會穩定，也關系到擴大內需的目標實現。一般來說，在市場環境條件較好時，應該順市場發展，使資源組合較好的發達地區的發展潛力有效釋放；而在市場環境條件較差時，應該強化政府干預，使后進地區的發展基礎得以培育。在目前國際經濟不景氣、國內經濟相對下滑階段，進一步推動西部大開發正當其時。2011年，全國人均GDP已經達到35083元，三個人均GDP低于20000元的省份貴州 （16413元）、云南 （18957元）和甘肅（19517元）都位于西部地區，而三個省份經濟發展的共同特點是城鎮化水平低、少數民族眾多、城鄉居民收入低。與全國城鎮化水平超過51％相對照，2011年，貴州、云南、甘肅的城鎮化水平只有34．96％、36．80％和37．15％。三省的總人口分別在2000萬至5000萬之間，大量農村人口亟待通過城鎮化轉移。如果能夠建立起符合市場需要的產業轉移平臺，引導沿海企業在云貴甘三省投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既可更好利用其龐大的勞動力資源，也會促進地方經濟較快發展。
　　沿海決定中國制造推進的高度，西部決定中國小康建設的高度，如果能夠把前后兩端都加速提升，則整個國家的發展重心就會明顯前移，產業增長空間和區域增長空間將極大擴展，建設我們中國自己的偉大社會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