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我國經濟出現的特殊情況，當前提升對經濟適度下滑容忍度的共識，為下一步經濟調整創造了時間窗口。筆者認為，未來第一個方面是要通過宏觀政策來調控短期經濟波動；第二個方面則是繼續深化改革，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路徑，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中樞。
雖然目前各項經濟指標表現平穩，且在預期之內，但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從貨幣政策的角度，應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落實已經啟動的基建、教育、衛生等領域項目資金的供給，并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整體仍要堅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依經濟形勢以預調微調為主，而非全面轉向。至于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究竟怎樣，當前尚難預料，但連續兩次降息后，政策調整的效果正在顯現。如果未來經濟還是繼續往下掉，則下半年貨幣政策繼續寬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從理論上來說，利率水平可以再有兩次調整空間。CPI持續下降，給央行的利率調控打開了操作空間。下半年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可能會用得更頻繁一些。
為配合貨幣政策效果，筆者建議可以考慮調整目前的監管政策，比如將存貸比放寬等。因為，如果中小商業銀行存貸比水平較高，而存貸比政策卻未加以調整，僅僅只是下調存準率，則所釋放的資金仍然無法用于放貸。因此，若要擴張銀行的信貸能力，除了存準率，包括存貸比等監管政策可以考慮適度調整。但目前尚不具備取消存貸比的條件，畢竟存款立行的理念是銀行業經營的長期理念。不過存貸比的確需要加以調整以更加適應市場情況，如可以采取差別性政策等。
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還是要強調積極財政政策，具體應注意把握兩個方向：首先，要繼續落實好結構性減稅政策，推進“營改增”試點，減輕企業稅負。這對于改善企業生產經營環境，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擴大投資雖仍對當前“穩增長”政策效果顯著，但必須總結2009年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當前一則要加大對鋼鐵、有色、水泥等這些產能過剩行業和落后產能的整合力度，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二則要把擴大投資的重點放在投資結構和空間布局的優化上，在惠民生、調結構中穩投資、穩增長，通過增量投資帶動資產存量的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升級轉型。
從長周期視角來看，未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較高潛在增長水平的關鍵在于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加大創新力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實現流程改進、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目前，由于受到體制的抑制，如壟斷、管制等，政府幾乎掌控了所有支持經濟增長的要素（土地、稅收、環保、礦權、準入等），而現實經濟中，政府主導和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往往會天然地阻礙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未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根源還在于務實深化相關領域的改革創新。
當前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方式、手段還很不健全，市場化的調控機制還沒有形成。央行在調整貨幣政策時，價格型工具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不充分，利率作為價格信號，理應在社會資金配置中發揮杠桿作用，但很顯然這種傳導機制還很不順暢。這導致金融調控過于依賴數量型工具，直接后果是貨幣政策寬松時，大量貨幣從央行釋放出去，而利率水平又被壓在低位，這時，大量資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導融資平臺、國有大型企業、房地產等領域，事前期望的服務中小企業、戰略新興產業的想法被動落空，事與愿違。我們也看到，在穩定宏觀經濟增長的同時，央行最近高密度的兩次非對稱利率調整，表明我國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一改往日“雷聲大、雨點小”的局面，不過目前的程度顯然不夠，還需要繼續推進。
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甚至已經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羈絆。我們時常感覺政府這只手不僅閑不住，而且越伸越長。在政府相對比較強勢的領域，民間資本的經營成本就會被推高，市場化程度相應被降低。事實表明，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僅會帶來投資效率低下、擠出民間資本，還會導致金融風險劇增。因此，未來政府的管理職能應切實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嚴格行政邊界和權力邊界。只要是具有商業可持續性的投資項目都要盡量通過招投標等方式讓民間資本來做，應當抓住經濟的回落的機會，加緊改革社會經濟生活隸屬于行政權力的舊體制，以市場主體的自主活動取代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管理體制，使整個市場上形成更為充分的競爭格局，進而提高效益。
當然，要創造這個“制度紅利”，政府需要有點壯士斷腕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