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間，由國家發改委主管城鎮化工作的副主任徐憲平帶隊，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有代表性省份的調研，目前調研報告已完成初稿，在經國家發改委審核討論后，將適時報給國務院。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在全國不同城市調研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財經國家周刊8月20日）
　　所有市長，當然代表的是城市利益。城鎮和農村就像倆個已分家獨戶的兄弟，在父母的長期鼎力關照下，其中一個先富起來了。雖然先富幫助后富天經地義，但偶爾為之尚可，真要甩開膀子地幫，先富兄弟卻又未必真心愿意。作為處于城鄉“二元戶籍”政策的優勢一端，習慣于長期坐收“二元戶籍”政策紅利的城市，如果陡然承擔戶改責任而毫無反對意見，那倒讓人頗感意外。
　　眾所周知，戶改的本質不是取消一個戶口簿那般簡單，更不是改頭換面假以別的名稱，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填平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既包含戶改對象即廣大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包括類似城鎮居民那樣的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各個方面。這意味著城市必須努力創造更多平等的就業機會，一段時期內可能還得對新戶改對象提供針對性的優惠政策，以便他們能夠盡快縮小與城市居民的收入落差。另一方面，城市還必須加大對原來農村人口的社會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這對很多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毫無疑問，戶改所需巨大投資必將成為市長們憂心的重負。2010年重慶啟動聲勢浩大的戶籍改革，按照當初制訂的目標，“未來10年將有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據測算，每個“新市民‘平均有6.7萬元的’進城成本”，包括農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的“進入成本”。原來計劃兩年內“轉移300多萬人，總的資金需求高達2010億元”（《東方早報》2010年9月14日）。若僅以此為參照樣本，全國8億農村人口全部實現戶改，僅資金需求之巨便令人不敢想象。
　　雖然這些資金需求并非短時間內供給，但顯然壓力重重。一則現階段國內真正“富得流油”的城市并不多，且越往中西部，資金壓力越大。地方政府數以萬億計的負債便可洞窺全貌；二則對于長期沉緬于“GDP政績”模式的城市而言，戶改必然打亂既有政績評價模式，對于戶改這樣困難重重，短時期內對政績無法形成明顯促動的工作來說，市長缺乏熱情自然不難理解。
　　千呼萬喚難以出臺的戶改政策，設計縱然再縝密科學，均無法回避戶改成本這座大山。戶改能否順利推進，不僅僅在于實現城鄉居民的政治平等，更取決于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攤。雖然在改革成本籌措渠道上有必要探索，但作為30多年改革開放“先富起來”的城市，承擔更多改革成本乃義不容辭。而且，這種責任擔當不應只是寄望于城市的喜好，而應從政策角度明確其義務，從政績評價角度賦予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