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跨境流動和貨幣供應出現了新動向：二季度資本賬戶出現赤字，銀行代客結售匯項目出現赤字，熱錢持續流出，7月新增信貸創10個月新低。當然，7月新增信貸仍未擺脫近年來“季度首月下降、季度末月大幅攀升”的格局，主要原因還是季度末月銀行沖時點存款回流，季度初月資金脫離銀行，流入理財產品等更高收益產品，導致可貸資金下降所致。但必須重視的是，人民幣貶值預期漸濃，資本外流漸成趨勢，正在產生釜底抽薪的效應，倒逼貨幣供應“瘦身”。
　　出于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結構能否成功調整的疑慮，二季度資金出現跨境流出的苗頭，中國資本賬戶赤字達到714億美元，是自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赤字。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2009、2010及2011年，我國平均月度外匯占款增量分別為2057億元、2724億元和2316億元。但今年4、5、7月外匯占款分別下降了625.55億元、14.65億元、38億元，過去10個月中竟有6個月增量為負，這是1999年12月公布外匯占款月度數據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以月度“新增外匯儲備—實際利用外資—貿易順差”計算，今年3至6月持續凈流出，規模分別達到217.14億、330.11億、120.13億和98.05億美元。如果上溯到去年四季度，則三個季度累計流出1828億美元，月均流出203億美元。另外，去年11月、12月，2012年4月、7月四度出現銀行代客結售匯差額逆差，這也是自2001年公布該數據以來前所未見的。
　　在去年四季度之前，尤其在“內保外貸”的推動下，因人民幣升值和存在本外幣息差，部分企業以很低的利率借入美元，再以人民幣購買美元還貸，由此獲得息差、匯差雙重套利，這是過去流行的“負債外幣化、資產本幣化”。這導致企業短期外債快速攀升，去年底中國中長期外債余額1941億美元，短期外債余額5009億美元，短期外債占比已超過70%（國際上的警戒線在25%）。其中，企業間貿易信貸占比49.75%、銀行貿易融資占24.26%，兩者合計就占了短期外債余額的74%。而在NDF數據顯示市場預期未來一年內人民幣將貶值1.3%的背景下，企業行為已開始向“負債本幣化、資產外幣化”方向轉化。過去10個月，中資銀行有5個月成為美元凈賣出方，期間企業結匯數量為人民幣1450億元，大大少于通過貿易順差流入中國的9050億元人民幣的外匯結余。同時，因人民幣存款大幅波動，截至7月末，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累計增加了1373億美元，同比增長66.5%。微觀經濟主體的這種自發調整資產、負債幣種結構的行為，客觀上也有利于達成“藏匯于民”的目標。
　　過去十年，貨幣供應“被動”投放成為央行的噩夢。由于匯率穩定是一項重要的政策指標，央行不得不大手筆在外匯市場上購入洶涌而至的美元，外儲短時間內迅速超過三萬億美元，造成基礎貨幣投放超過20萬億元人民幣，外匯資產占央行總資產的比重超過了80%。這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2011年底，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占三大區域GDP總值的比重為25%，而中國為60%;二是外匯資產在官方和民間的分布不均，與同是出口大國的日本、德國比，在一國對外凈資產持有總額中，2007年末，官方對外凈資產（主要是外匯儲備），日本、德國占比分別為44%、14%，中國卻高達150%；相應的，日本、德國民間對外凈資產占比分別為56%、86%，中國民間為-50%。如今，貨幣投放“來也被動、走也被動”，微觀主體結匯意愿減弱，同時需要主動購匯償還外債，可以預見央行外匯資產面臨逐步流出的局面�？梢赃@么說，境內外經濟主體的共同選擇導致中國貨幣供應開啟被動的“瘦身”之旅。央行“賣出外匯、收回人民幣”是對貨幣源頭之水（基礎貨幣）的收緊，被動的貨幣超發格局有望逐步得到緩解。
　　在資本跨境流出和企業、居民的資產負債幣種調整的雙重沖擊下，外匯占款下降將是長期趨勢。這一趨勢的益處在于推動“藏匯于民”的進程，并促進貨幣供應的適度收縮，有利于擠泡沫、清算不良投資、促進結構改善；不利因素則是匯率政策陷入兩難，貶值會造成企業外債償付壓力加大，托住匯率則會造成資本持續流出。針對基礎貨幣的“被動”收縮，央行目前還有三大利器：高企的存款準備金率（20.5%），央票到期釋放（1.87萬億元），財政存款釋放（2.86萬億元），預計未來一段時期這三大利器將交替發揮作用。筆者認為，未雨綢繆，央行需要斟酌增加貨幣調節工具庫中的多種類型儲備，在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和通脹壓力減輕的情形下，降低對貨幣增速的過高要求，更積極地看待貨幣“瘦身”的經濟含義，借機倒逼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提升大國經濟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