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十六大以來，我國政府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經濟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熨平經濟波動的手法越發靈活。尤其是，率先從嚴重國際金融危機中走出，實現經濟復蘇。請您歸納一下在這十年中我國政府在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劉樹成：中國經濟這十年的發展軌跡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宏觀調控也著力解決兩種難題：
第一個階段，2003年至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承接2000年之后的上升之勢，處于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最長的上升周期，過去上升期只能保持短短的一兩年，而這次卻有長達八年的連續上升，處于難得的長時間的上升通道。那時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就是緊縮型調控，提出要“雙防”，防止經濟過熱，防止物價上漲，努力延長經濟波動的上升期。
第二個階段，2008年在國內經濟需要調整結構時，又遇上國際金融危機“雪上加霜”，國內外因素疊加，一些企業倒閉，農民工失業返鄉，中國經濟遇到了新的困難和挑戰。這期間宏觀調控的主基調就是松緊有度，沉著應變，保持平穩增長，避免大起大落。于是，宏觀調控側重點由2008年至2010年“保增長”，轉到2011年“控物價”，又轉到2012年“穩增長”。
從“雙防”到“保增長”、“控物價”、“穩增長”，這是十年宏觀調控的“四部曲”，拿捏有度，審慎靈活，表明我國宏觀調控水平顯著提高，于“平衡”的藝術中凸顯中國智慧：擴大國內需求和穩定外需的平衡、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的平衡、調整振興產業和推動科技創新的平衡、拉動經濟增長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平衡、東部地區率先調結構和中西部地區開發崛起的平衡，克服當前困難和促進長遠發展的平衡。
《經濟參考報》：有人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可持續，必須改變。對此，您有何看法？
劉樹成：如果說“近十余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增長的動力結構需要改變，這是正確的。因為統計數據表明，近十余年來(除2005年)，我國投資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連續大于消費需求的貢獻率和拉動。但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直”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這則不符合實際情況。從我國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的統計數據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間，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大于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只是從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間(除2005年)，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才大于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同時，數據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間，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5%的只有10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超過2個百分點的只有7年。從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并不起主導作用。
近十余年來，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連續大于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主要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結果。在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既會帶動消費上升，也會帶動投資上升，但相比之下，對投資的帶動更大，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總量中，投資所占的比重即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所占的比重即消費率連續下降。從我國1952年—2011年消費率、投資率和城鎮化率3條曲線可看到，消費率從2001年—2011年呈明顯的下降趨勢，投資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個百分點。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個百分點，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率首次超過消費率。
可見，近十余年來，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投資的貢獻率和拉動連續大于消費的貢獻率和拉動，主要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結果，有其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是不可持續的。然而，在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中，還需要一段較長時間的城鎮化過程。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時期內，城鎮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還處于城鎮化發展的中期。城鎮化的發展，特別是城鎮化質量的進一步提高，都還需要適度的投資。同時，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不是說說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資。比如：發展現代農業；加強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設，都需要一定的投資。要重在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擴大投資資金來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板X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向我們的經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經濟參考報》：近來，關于中國經濟未來走勢引起新一輪的熱烈討論，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在討論中比較趨于一致的看法是，與過去30年相比，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將會減速，不同意見是這個減速的程度有多大，減速的過程會怎樣實現。那么，對于未來中國潛在增長率您有何看法？
劉樹成：當前大概有四種有代表性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在2015年左右將由過去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降幅為30%-40%，下一個較大臺階。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經濟以8%的平均增速可以再維持20年，持續到2030年。
第三種意見，中國經濟增長率在“十二五”前三年，就是2011、2012、2013年將繼續下行，分別為9%、8%，7%。爾后，將強勁反彈，以9%的增速繼續增長15年，到2030年。
第四種意見，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2011年-2015年為8%-9%，2016年-2020年為7%-8%。
除了這四種意見還有其他不同意見，在目前這個時點上很難說哪一種意見是對的，哪一種意見是不對的，這要靠今后的實踐來檢驗。
由此引出一些重要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把這些問題討論清楚了，有利于中國經濟今后更長時間的發展。
首先，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率是否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這也是在上半年經濟數據出來后，談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有人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偏低，低于潛在增長率，有必要對宏觀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調整。還有人認為，鑒于前幾年“四萬億”投資帶來的負效應，現在經濟增長率在7.6%、7.8%是正常的，高于政府年初的7.5的預期目標，沒有必要興師動眾再去采取宏觀調整政策。
我認為，今年上半年7.8%的增長和二季度7.6%的增長，都低于8%的增長，是低于我們當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如果給出當前中期(如五年)潛在經濟增長率一個區間的話，還是可以把握在8%-9%的區間。
如果我們經濟增長率在8%以下，就會對居民收入的增長和人民生活帶來困難，GDP是提高和改善人們生活的物質基礎。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是沒有GDP蛋糕適度做大就更難分好這個蛋糕。增速太低也會使財政收入受到影響，財政收入如果大幅度下降，則會使需要財政支持的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事業的發展、社會保障的實現都會受到影響。GDP增速太低還會影響企業的宏觀經營環境，較低的GDP增長，從需求面反映市場需求疲軟，影響企業的生產和銷售，影響就業的擴大，就影響到了收入。
第二，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率既不能過高也不能太低，多少為宜呢？對此，學術界還是有不同意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多少為宜涉及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把握問題。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近兩位數增長，現在進入到潛在增長率下移的新階段。但是也有學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將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顯下移一個大臺階。潛在經濟增長的下移是突變過程還是漸進過程，這是需要討論的。
從國際經驗來看，不同國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資源稟賦不同，國內外環境不同等，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表現為不同情況。第一種情況，有的國家表現為突變過程，潛在增長率下移比較明顯，比如日本二戰以來下移的比較明顯。第二種情況，有的國家表現為相對平穩的漸進過程，比如韓國。第三種情況，有的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后，一定時期隨著科技發展等因素的推動，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國20世紀90年代。
每個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很難給出精確的測算。在宏觀調控的具體實踐中，這也是一個經驗把握問題。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過程中，如果現實經濟增長率過快、過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經濟和社會的振蕩。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個人)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為避免帶來經濟和社會的振蕩，宏觀調控應力求使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成為一個漸進的過程。比如由高速，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10%，先降到中高速8%至9%，然后再降到中速7%-8%，然后再降到中低速6%-7%，再降到低速5%以下，是有臺階的，不是高臺跳水，最好是分階段下移。
現實經濟生活不是按照我們的主觀意志完全平穩的下臺階，但是我們可以盡可能地把握經濟增速的平穩下落。特別是我國是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國內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較大，工業化、城鎮化的縱深發展都有逐步推移的過程，我們有條件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過程中，就年度經濟增長率來說不一定是直線下落，也就是說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間仍然有高低波動。比如說國內外多數經濟預測機構都預測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比2011年低。但預測2013年的時候，許多預測機構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2012年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