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莫言家鄉山東高密政府準備投資6.7億元打造旅游帶，在紅高粱文化休閑區，將花千萬元種植萬畝紅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轄區管委會主任范琿表示“賠本也要種”。不過，高密市委新聞中心一位工作人員透露，萬畝高粱地只是當地管委會負責人“個人的想法”。
　　莫言曾說，“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钡�眼下“土”的標簽可能就此從那片他寫下代表作《紅高粱》的土地上撕去。從諾獎結果公布的當晚起，修繕莫言故居，重建擴大莫言文學紀念館，到此次有消息稱當地將投資6.7億打造旅游帶，“東北鄉”的變化正逐漸以看得見的方式呈現。
　　在高密之外，莫言獲獎后的一個星期內，其版稅登頂，身價暴漲，作品脫銷，頻繁出鏡，有人高調表示送房，有人忙著注冊“莫言”商標……“莫言熱”持續發酵。對于誕生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而言，這一切都足夠令人感到陌生和詫異。但對照國外的情況，上述由商家和媒體共同制造的諾獎效應，已經成為普遍性的連鎖反應。
　　消費也好，看熱鬧也罷，都屬于正常的諾獎紅利范疇。只不過，在“莫言熱”的大潮中，高密政府似乎顯得過于激動。關于故居與文學紀念館的修繕改建，雖然莫言及家人都表示了反對，擔心“勞民傷財”；但當地官方的態度則是，“這一切已經不是莫言一個人的事情了”，關于萬畝高粱地，更是出現了“賠本也要種”的聲音。
　　高密的一切看似過度的反應與“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習慣性做法如出一轍。這讓外界不得不懷疑，莫言獲諾獎對于當地政府而言，是否只剩下可供兌現的經濟價值。這背后的矛盾還有，莫言故居的修繕與否已經超出了其本人的決定范圍，因低產無利可圖而被村民淘汰的高粱地也可能被不計成本地再現。種種違背常識的現象，都印證著高密在做足“莫言經濟”上的決心，同時也傳遞出令人不安的決策風險。
　　我們并不難理解當地政府所表現出的興奮。但政府作為公共財政的監護人，其任何投資都要考慮投入產出的效益，并服從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唯一目的。在“莫言熱”面前，如果政府也一味跟風式地加碼，甚至成為旗手，實在與公共利益代言人這一角色不符。這與商家和媒體制造的諾獎效應嚴格區分開來。畢竟，市場和媒體所渲染出的“莫言熱”，屬于一種趨利性的自然流露，其行為和后果都有自我糾偏的空間。但政府以公共財政實現的投資行為，并以此帶給當地村民的現實影響，則可能是不可逆轉的。
　政府貿然參與對諾獎紅利的追逐，其風險還在于，諾獎文學的核心意義可能在過度的經濟操作中被侵蝕。正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口號所指，其最終落腳點只是“經濟”。如果到頭來打著莫言口號的旅游帶計劃竹籃打水一場空，那又是怎樣一種“莫言”的尷尬？即便確有必要挖掘莫言在當地的經濟價值，也應該用引導的方式，引導市場去做，而不是政府直接“唱戲”。
　　以捍衛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政府，確實太需要在眾生喧嘩的“莫言熱”中保持幾分克制，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與市場的逐利沖動相比，政府更當挖掘出莫言獲獎的文化意義——如何借機推動文學的普及，以及利用莫言所掌握的話語權推動公共治理的優化。
　　莫言此前接受采訪時稱，自己獲獎“如同一面鏡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這句話也驗證了他筆下的“東北鄉”，正在悄然發生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