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持續回落,今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人們都在期待出現新一輪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至今都沒有出現預期中的放松。盡管最近一兩個月各地都在高調地宣傳投資計劃,總額據說高達十萬億,但這些堂吉訶德式的計劃,不但統計口徑不一,而且大多注定無法落實,其本質上只是地方政府的一次形象廣告?傮w看,“小四萬億”已成鏡中月、水中花。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目前我們也許并不需要一個很大刺激計劃,而類似2008年四萬億那樣的計劃,只會導致更多的負作用。央行副行長易綱近日更是明確表示,中國此次刺激方案規模將會是適度的,既足夠大到能夠穩定經濟增長,又不會對未來造成負面影響。這算是官方第一次間接承認2008年的刺激計劃失當,但相比民間的批評來說確實太遲了。 本專欄曾指出2008年刺激計劃的三大失誤:一是對就業形勢判斷有誤,導致政策力度過大;二是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有誤;三是靠吹泡沫來救經濟。這些失誤的發生,與決策時間緊、辯論不充分有關,但在我看來,這次失誤也體現了長期以來我們經濟治理上某些觀念偏誤,這些偏誤如果不加以澄清,類似失誤還有再次發生的危險。我們對此依次討論,先看第一點。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和就業是所有國家經濟政策的最重要歸宿,對于我們這種追趕型以及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國家來說,就更是天經地義的目標。如果沒有增長,國家就永遠無法現代化,沒有就業社會就不穩定?梢哉f中國人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重視,存在天然性,但是,一些偏誤也在這種情況下悄悄地產生了。 其一,經濟增長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任何時候都只能快不能慢。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騎自行車”理論,說經濟如果慢了就要出事,所以必須追求快速度。類似的還有“通脹無害論”,“以通脹刺激發展論”。這類觀念廣為流行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輕視經濟周期內在規律,偏向于以超出潛在增長能力的目標速度來安排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我們?吹,經濟周期性上升了很長一段時間,且已經明顯達到過熱狀態,需要降溫,但緊縮性政策仍然會遭到強烈抵制,而在經濟鞏固期,迫使政策放松的壓力更是非常大。在反對緊縮(在中國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叫“宏觀調控”)力量中,地方政府、國企、權貴資本等利益集團固然是主角,但“騎自行車”理論廣泛流行,增長第一的輿論環境,也功不可沒。 其二,因為就業極端重要,為了就業應該不擇手段地把經濟搞上去。有人不區分失業性質,不了解從二元結構向工業化轉變過程中,失業的多重原因?傊,只要有失業,就應該政策放松,把總量性政策工具當作解決一切就業問題的法寶。 在教科書中,貨幣政策(可推廣到所有總量性政策)有四大目標: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內外平衡。其中,增長、就業與物價穩定是反向關系,而增長與就業之間呈同向關系。信奉增長至上的人,固然有些不知道上述反向關系,但大多數人是知道增長過快會帶來通貨膨脹的,也知道通貨膨脹有害這一常識,但他們中總有些人挖空心思地去論證中國高通貨膨脹(從5%-10%不等)的必然性、合理性,進而提出調高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這股風氣在最近3-5年特別盛行)。這的確是一種怪象! 在面臨高增長與低通脹的權衡時,這些人取了高增長而舍了低通脹。問題是,如果高通脹能持續地換回高增長,這個代價未嘗不可。不幸的是,通脹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只在短期內有效,現今無論哪個流派的經濟學家,都承認貨幣在長期內是中性的,也就是說,試圖通過擴張貨幣將經濟維持在潛在增長率以上,注定是徒勞的。在長期內,擴張貨幣只會造成名義GDP膨脹,而無助于實際GDP的提升,甚至會因價格信號混亂造成潛在GDP下降(理論上通脹率為零最佳,但各國的通脹目標一般都是一個很低的正數,其機理有機會再作解釋)。任何一個接受潛在經濟增長率概念的人,面臨高增長與低通脹的權衡時,會作何決策是不言自明的。 就業問題更復雜一些。在成熟經濟中,失業分周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當周期性失業率為零時,實際增長率就恰好與潛在增長率相等,此時的結構性失業率就稱之為自然失業率。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處于二元結構中,巨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待轉移到工業部門,因此除了別國那種周期性和結構性失業之外,還多了一種失業情況,我們不妨稱之為“劉易斯式失業”?偭啃缘呢斦泿耪,對結構性失業無能為力,對中國獨有的劉易斯式失業也無能為力。在此前經歷的幾輪經濟周期回落中,我們面臨著三種失業的疊加,每每讓失業問題顯得特別嚴重。大概這也是全社會對失業異常警覺的重要原因。 遺憾的是,對于經濟中的一些潛在變化,我們認識得并不充分。大致可以認為,中國的劉易斯式失業在2008年前后已經消失(2004年局部已出現民工荒),但是,我們還在用原有模型來分析問題,結果自然夸大了失業的嚴重性。形勢的誤判,加上有通過總量政策來解決一切問題的習慣,于是乎,我們在匆忙和恐慌中推出了一個力度過大的刺激方案。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接受潛在增長率的觀念,那么政策制定上該如何操作,畢竟潛在增長率的具體數字很難把握。解決的辦法是,根據增長與物價的反向關系,確定一個中期預期通脹率目標,并把控制通脹作為政策的首要目標。央行行長周小川前不久撰文談貨幣政策時,也再次強調物價穩定是四大目標中的首要目標。但央行的說法要落到實處,必須有全社會的配合,否則在各種具體環境下,政策目標十分容易出現偏離。筆者以為,當前確實很有必要向全社會普及潛在增長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自然失業率這一常識,讓那些宣揚調高通脹目標、誤國誤民的無知經濟學家成為過街老鼠才對。他們這種思路持續制造了偏高的通貨膨脹,幾十年累積下來,對普通人財富的侵蝕,對分配失衡造成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增長率與就業是同向關系,但同向關系并不一定是線性關系(如奧肯定律所揭示的那樣,GDP每增長2.5%就業率上升1%)。在很多時候,經濟增長和就業是脫節的,美國最近三輪經濟衰退(1990年、2001年和2009年)在恢復期都出現了一段無就業復蘇(Jobless
recovery),這時候總量政策到底是關注GDP還是關注就業呢?在2001年的衰退中,美聯儲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直到滯后的就業形勢出現確定性的好轉后才開始退出,這被認為是造成隨后次貸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到底是該關注GDP還是就業,至今美國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得出一個比較確定的結論。未來中國會不會在某個階段也出現無就業復蘇或無就業增長的情況呢?這時候總量政策到底該如何抉擇?這恐怕是值得我們未雨綢繆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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