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十六大以來的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并且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成績的取得與前一階段的改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十年來在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績？
常修澤：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基調性部署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據此部署，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了比較具體的安排。這十年，基本上是按照這個來操作的。就改革的進展而言，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如下幾點：
第一，農村類體制改革。十年來，涉農體制改革方面成績是明顯的，特別是“少取、多予、放活”三條。首先，“少取”。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同時，取消農業特產稅。中國自商周以來，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上，何時有過農民不納“皇糧國稅”？雖然，據測算與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人均減負一年只有140元，但全國農民每年減負總額達1250億元，也是個不小的數字。其次，“多予”。十年來，逐年較大幅度地增加涉農支出，特別是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包括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再次，“放活”，特別是在產權制度改革上“動刀”，如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允許農民采用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我到山東濱州老家調查，鄉親們對“少取、多予、放活”是開心的。
第二，民生類體制改革。伴隨著發展理念的更新，民生方面的體制改革推進較快，尤其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一則，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二則，啟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三則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則，開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在全國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除上述四項制度建設外，國家還明確在境內證券市場實施國有股轉持充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此外，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設進展也很明顯。這方面的改革，能夠起到為市場經濟提供“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
第三，資源環境類市場化機制改革。這方面的改革不容忽視。人類應對環境和資源的嚴峻挑戰有四條路線：技術路線，結構路線，政府路線，市場路線，包括產權制度路線。這四條路線中，過去對前三條路線比較重視，但是對后者比較陌生，近幾年，開始關注“市場路線”。如推進礦業權有償取得、建立礦山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探索建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機制等。雖然我在《廣義產權論》講的“資源環境產權制度”尚未建立，但在資源環境領域的市場化機制改革已經有了好的苗頭。
第四，金融類體制改革。這方面也有一定進展，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在農村新設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三類新型金融機構，推進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也有一定進展。
此外，在促進對外開放、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經濟參考報》：十年來改革成績輝煌，有目共睹，但是同時也或多或少還存在一些改革還不到位的現象，您認為在哪些領域還有繼續改革的空間？
常修澤：根據個人的調查和了解，我對改革的判斷是：中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是在曲折中展開的，有進展，亦有缺憾，當然進展是主流。但是，1992年所設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任務，有幾個方面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的、要害性的領域和環節，“攻堅”之戰可以說打得比較艱苦，一些“堅”并沒有攻下來。經濟領域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性“瓶頸”依然存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國有經濟改革尚未到位，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仍然滯后。我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的最新數據作了計算，從2010年有關行業固定資產投資情況看，民間資本進入具有明顯的有限性。
第二，作為市場經濟重要支撐的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土地及其它資源、技術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雖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動方面有所啟動，但總體分析，各類要素價格(包括利率、地價、資源性價格等)仍處于“半市場半統制”狀態。
第三，作為市場經濟改革“關鍵環節”的政府職能轉變嚴重滯后。一些部門仍然通過諸如審批等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政府干了很多不該干的事，如熱衷于代替企業招商引資等。但是在公共服務、市場監督方面又存在嚴重的“缺位”，需要認真反思。
《經濟參考報》：針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您提出過許多改革思路，比如“五環改革”思路。針對當前情況您有什么改革建議？
常修澤：我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曾提出了這種整體改革思路，即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制度“五環式”改革的思想。近年來，在探討和撰寫《中國第三波轉型論》過程中，從發展模式轉換的角度，也得出了“中國不僅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轉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五方面發展模式”的結論。
“五環改革”，包括五個方面，20個字：“經濟轉型，政治變革，社會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
“經濟轉型”，重點推進經濟體制、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三位一體”之轉型，這是“五環改革”的基礎。但“政治變革”，無論如何繞不過去。至于“社會共生”更值得關注。因為，不管是否承認，中國社會已開始出現分層的雛形，且由于較明顯的代際間資源傳承機制，或曰代際間資源流動性不足，有階層常態化之苗頭，但尚未完全固化。在此情況下，如何尋求社會各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為當務之急�！拔拿鹘蝗凇�，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的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精華之融合。而“天人合一”，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而且，涉及環境人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故單獨提出，與前四項平行。
因為這種“五環式改革”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環境五方面，所以可以從五個方面來展開。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要素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建議可以從壟斷性行業的“破壟”切入。
壟斷性行業改革怎么推進？我認為應堅持四化：經營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產權關系多元化；市場監管科學化。關鍵是產權關系多元化。這涉及一個深層理論問題，即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問題。我在《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前言中曾指出：“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是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他們都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制改革可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但恰恰這是利益博弈的焦點。
第二，社會改革。當前中國社會領域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步”。在國民收入內部，不論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還是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滑趨勢。特別是收入分配體制尚未理順，勞動力價格扭曲，中產階層遠未形成，收入差距已經臨近警戒線。
針對這一問題，應將分配改革作為社會領域改革的第一切入點。分配改革方案醞釀八年迄今沒有出臺，人民群眾對此翹首以盼。為此，中央可把出臺分配改革方案作為“重大戰役”來打，而要這樣做，勢必涉及資源產權制度、財稅制度、要素價格制度、政府管理制度以及壟斷性行業改革等諸多方面，必須作為系統工程進行操作。
除此之外，還應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這方面有幾項重要內容，如培育和創新社會組織、推進城鄉社區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達協調機制、用“對話”替代“對抗”等。在具體推進中，建議能夠設立“社會管理創新試驗區”。
第三，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問題。建議下一步要緊緊圍繞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推進“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兩種文明的融合，避免兩個文明的沖突和碰撞，這是下一步國內文明融合的焦點。隨著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國際化程度進一步提升，還帶來不同區域文明的融合和國際之間的文明融合問題，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
第四，天人合一。建議從建立資源環境產權制度入手。要認識到，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同時特別注意綠色事件苗頭。
第五，政治方面的改革。正如前不久中央黨校一位副校長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躲不過的”。這方面的改革必須穩步推進，就是說既要穩，又不能停止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