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國務院委托，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王勇昨天（24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剖析了目前國企改革中存在的體制、機制、結構和歷史問題。其中明確表示，中央企業還有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對這些機構的費用補貼每年多達幾百億元。（10月25日《京華時報》）
　　早在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就正式下發了《關于中央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央企附屬醫院、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進行分離，但若干年過去了，央企仍然背負著醫院、學校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這不僅增加了央企的經濟負擔，也讓央企難以輕裝上陣。
　　央企難以剝離辦社會職能機構的因素很多。從客觀來講，央企把這些社會職能機構剝離后拋給地方，盡管可以大大減輕央企的經濟“包袱”，有可能是將社會矛盾與經濟負擔傳遞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當然不情愿接手，這就使得央企剝離難度增加。從主觀上講，這些醫院、學校雖然不能產生效益，但對央企內部職工而言，子女上學、員工就醫，都可享受低費甚至免費待遇。因而，多數央企集團對剝離辦社會職能機構采取的策略是拖一拖，從而導致了這種“剝離令”難以奏效。
　　令人關注的是，對于央企剝離辦社會職能機構，有調查顯示，像學校、醫院等系統社會機構，尤其是貧困地區更是對此項的變革，表示出強烈的反對，一方面，決定者擔心丟掉手中的資源，與此同時，受惠者也擔心福利不保、待遇下降，甚至丟掉飯碗。顯然，這是“部門利益化”的一個縮影。
　　對此，必須給央企剝離辦社會機構開出具體時間表。與此同時，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對剝離后的補償問題，國家財政拿一部分資金，央企從利潤中抽取一部分，來解決移交當地政府所形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