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旬，美國人放出風稱有可能要實施新一輪貨幣寬松政策。這樣的消息總不免讓人擔心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畢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太特殊。這種擔心向兩個方向延展：一是擔憂全球經濟復蘇放緩，造成全球生產性衰退；二是擔心通脹對美國經濟的直接沖擊。無論哪種情況發生（抑或同時發生），都會打擊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后的復蘇進程。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后一種擔心似乎有些杞人憂天的味道，因為美國經濟數據似乎并不支持美元寬松貨幣政策將帶來物價上漲的推斷。美國10月CPI環比上漲0.1%，漲幅比前一個月下降0.5個百分點；即便是去年，CPI也只漲了2.2%，要知道，去年可是上一輪適當寬松貨幣政策執行期。如此數據，很難和一般想象相吻合。難道經典經學理論對美國佬不適用？
　　對于如此反差，有一種解釋是有道理的，就是“美國人的貨源太充足了”。當日本商品價格漲上去之后，美國人開始消費中國產品；如果中國商品價格也高了，還可以去找印度產品；印度貨價格也上去了，再找越南、斯里蘭卡產品。反正總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經濟體愿意給美國提供廉價貨源。難怪美國人有恃無恐，貨幣政策再怎么量化寬松，美國人不吃虧，吃虧的總是別人。
　　如果上述美國物價水平不受寬松貨幣政策影響的分析是正確的，那么物價就是地道的供求均衡的產物，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傳統通脹理論所謂“通脹是貨幣現象”的結論呢？其實，說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都不準確，嚴謹地說，是一段時期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而寬松貨幣政策對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影響都十分有限。從總需求方面講，寬松貨幣政策還不如激進的財政政策來得直接，畢竟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基礎設施一類大型建設，在一定時間內能提高總需求。從總供給角度看更是這樣，人們總是喜歡癡迷于貨幣數量（主要是M2）的增加對投資和開工的激勵，但金融學理論卻告訴我們，投資決策與資金數量抑或資金成本都是沒有關系的，如果項目投資非但不能增加甚至還會減少所有者財富，再寬松的政策環境、再低的利率水平也不會對投資產生任何激勵。實證檢驗也證實了這種邏輯的客觀性。至于開工生產，盡管增加流動性的確能有效緩解企業的資金運行問題，甚至利率水平可增加生產性利潤。但當所有這些現金流在資本市場上得到在正常風險條件下的折現值時，任何真正的企業家（我指的是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經營者）都會放棄生產，轉向收縮生產規模。
　　綜合地看，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一定時期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影響都很小，它又如何能發揮出“糾正”物價的作用呢？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我總是堅持貨幣政策的無效性。但這是否僅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呢？
　　美國經濟確有不少有別于其他經濟體的特質，最重要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在出現新的主導貨幣前，無論美元出什么問題，大家還都是爭相擁有。于是，就會有大量的物美價廉商品源源不斷涌入美國，大家掙了美元之后還是一如既往地追逐美債，美國貨幣體系和商品體系還是那樣穩固平衡。
　　此外，美元的特殊發行機制，也弱化了美元貨幣政策與美元價值之間的相關性，這同樣會體現出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的無效性。從第一輪適量寬松貨幣政策實施以來，幾乎每次都是實施之初美元指數下滑，之后重新上揚。接下來又是新一輪下滑與上揚。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美元指數最低點并沒有在2009年開始的適量寬松貨幣政策之后被突破，似乎也證明了美元指數與美元貨幣政策的非相關性。這也可以作為寬松貨幣政策不影響美國物價水平邏輯的基礎。
　　但現在的問題是，“通脹并非貨幣現象”的結論只對美國有效嗎？在中國又怎么樣？很多人篤信，寬松貨幣政策是通脹之源。最近一次通脹當屬前、去兩年，國內專家普遍認為，這與金融危機后不斷放寬的貨幣政策有關。如果僅從現象看，兩者出現在同一時間段上，但不能簡單地因為現象在時間坐標上的吻合就必為因果，實際上最可靠的解釋，應該立足于成本上升造成的供給不足。
　　2009年美元適量寬松，對美國影響不大，但對國際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價格卻影響嚴重，短期內美元指數下滑推升了能源價格上升，造成生產資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國內勞動力效用反哺國外市場（尤其是美國），造成國內勞動力成本積累性上漲訴求在這一時期爆發。二力合一，生產成本上去了，而有效供給不足了，由此造成物價上漲是必然結果。這與貨幣政策實在沒多大關系。
　　總的來說，通脹不是貨幣現象，因而貨幣政策無效。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美元，寬松的貨幣政策卻不斷推高他國的通脹水平也是事實。不過，所有這些討論都只能建立在一種均衡狀態下，那就是局部均衡。從長期均衡看，各國經濟發展還要看自身經濟結構與貨幣發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