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友誼醫院、朝陽醫院后，同仁、天壇、積水潭三家北京醫院統一取消藥價加成，全部藥品按進價銷售；取消延續多年的3元、5元、7元、14元掛號費和診療費，增設醫事服務費。按照醫生職級不同，從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到知名專家，醫事服務費分別為42元、60元、80元和100元。
　　推行醫事服務費，旨在切斷醫生與醫院藥品收入間的利益關系，是醫療付費方式的配套改革之一，也是醫藥分開的重要改革支點，若能以此實現醫院收入模式的變更，對遏制大處方、過度用藥、濫用檢查等積弊，無疑有積極意義。
　　支撐醫事服務費的原則，是醫生應該以提供診療服務實現收入所得，比如診斷、開方、手術、治療等，醫院則從醫療服務的供給中獲利。換言之，醫生與醫院，是某種專業性服務性活動的提供者，而非其他。但在現實中，隨著以藥養醫體制的建立，醫院藥房結為一體，藥品銷售費用成了醫院在醫療收費和財政投入之外的重要收入源。醫院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兼賣藥品，既是藥品使用的信息指導方，也是藥品提供方，這給過度醫療埋下了隱患。
　　醫院藥房與社會藥店還是有所區分，這個區分在于，國家為醫院藥品銷售制定了15%的加成上限。但對醫院而言，藥品收入形成了一種無形壓力，這種壓力經過層層加碼，直接對應到了具體的科室、具體的醫生，成為醫生用藥的無形指標，醫生往往通過多開藥、開高價藥，將這種壓力轉移給患者；另一方面，對于醫生個人，因為手握處方權，醫生能夠決定用什么藥不用什么藥，因而在不同藥品的制造、銷售商那里，處方權便具備了變現的可能，由此衍生出醫療回扣問題。醫院創收和醫療回扣，成為患者承擔的間接成本，融入了藥品的終端價格之中。
　　可以看出，醫藥不分的醫療體制，直接導致了醫院職能和醫生職業定位上的扭曲，看病費用的高企，首先是從醫療服務與藥品銷售的捆綁開始的。因此，我們談醫藥分開，核心自然應該是醫與藥這兩種職能的分業，對于醫院，藥房收入與醫院收入脫鉤；對于醫生，開具處方與銷售藥品分離。原有的藥品收入由醫事服務費取代，醫事服務費用再按一定比例由醫院和醫生間共享，醫院對藥品銷售依賴的削弱，將直接作用到藥價上，進而緩解看病貴問題。而且，醫生收入所得，也實現了按服務能力、資質、等級來分配，對于鼓勵醫生向上攀爬，也有著激勵作用。
　　不過，也要看到，醫事服務費行之有效，前提是藥費、掛號費和診療費在折換成醫事服務費之后，治病的總費用是下降了。對于患者利益而言，這是個加法，但對于醫院收入而言，這是個減法，在公立醫院普遍負債運行的基礎上，這個缺口收入靠什么填補，又是個問題。另一方面，醫院按進價售藥，意味著取消了藥品加成，但藥房與醫院又沒有徹底分開，醫院和醫生還是有可能將藥品進場資格的決定權變現。
　　以藥養醫的根子，在于醫院投資和運作體制，也在于本該獨立的藥房被納入了整個醫院之中，因而，推行醫事服務費，還遠遠談不上真正的醫藥分離，很多深層問題，它自然也無法解決。不過，對于醫藥分開而言，醫事服務費所指明的改革方向毋庸質疑——醫院不是賣藥的商業機構，醫生也不是以處方權變相兜售藥品的商人，醫院和醫生的定位，只能是專業性的醫療服務的提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