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資本市場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管理者及其他參與主體不講誠信、不守信用的問題，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在第三屆“上證法治論壇”上發表講話透露，證監會擬成立專門機構，全面掌握、評價市場主體誠信狀況，強化在行政許可和監管執法環節對于失信主體的懲戒和約束。這番話釋放出尋求市場組織突破的改革信號。
　　事實上，通過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設立投資者第三方維權代理機構等包括監管者組織創新在內的市場參與者組織創新，突破當下資本市場“法治不彰”困局，這一改革思路已不是監管部門第一次提及。在不久前召開的南京鳳凰出版傳媒公司座談會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就曾表示，證監會正在研究，能不能成立一家或幾家機構，由其出面購買上市公司的股份，數量不一定多，但可以代理投資者參加股東大會、提起訴訟、參與治理。如果這個構想最終成真，將是依法治市創新的民間“組織”制度的一大突破。
　　以筆者之見，舍“宏大”體系修法而取組織“角色規則”之治，借力使力，抓住資本市場監管的重要法律基礎、也是過去市場監管的薄弱點——組織基礎著力；從追逐立法完善到講求執法效率，設立專門誠信評估機構，“法乎上而取其中”，充分利用現行法律，譬如《證券法》、《基金法》等授予的執法空間，應是迄今為止監管部門在依法治市、依法規市問題上最為“務實”的改革思路。
　　從法律自身的邏輯來看，我國資本市場誠信缺失、法治不彰并不是法律制度自身缺失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而法律執行主要仰賴監管部門主動或被動執法的單體組織缺陷、缺乏其他組織體協同配合執法或司法自力救濟才是主要原因。中國資本市場并不乏法律、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現行有效的資本市場法規文件就達520多件，加上大量的行業自律規則、業務指引，整個資本市場法律規范性文件已超過1200件。但法律現實正如大家看到的，欺詐發行、內幕交易、違規信息披露等侵害投資者利益的事情依然屢禁不止，監管部門限于人力物力，疲于應付，造成了監管部門每年查處的違法違規案件只占整個違法案件數量的很少部分，這大大影響了法律的執行效果。
　　在監管執法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出臺再多的法律也于事無補，法律改革不是簡單的立法、修法，所以，應跳出就“法”論“法”、就法律寬嚴標準爭執不休的制度泥沼，在法律主體“人”和“組織”上尤其是在法律組織體上尋求突破。譬如在推進證券侵權民事賠償司法解釋的修改完善中，將成立專門的證券法庭明確納入議事議程，設立針對性的市場誠信監督機構并給予其代替投資者公益訴訟的主體地位和允許獨立民事第三方或律師、會計師等直接民事代理人以簡易程序自動準入維權等。唯有如此，依法治市、依法興市才有現實的法律“組織根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監管部門發出的依法治市“組織”改革、尋求“組織”突破的新動議，是非常積極的市場法律有效性改革的信號。要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法制化和誠信水平，除了一些必須先行修法方能著手的組織突破外，以目前的股市交易窘境、法律思變的群眾基礎為契機，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或在個別領域實現“組織”突破，譬如在西方成熟市場已證明行之有效而在先天上又能通過制度創新契合我國既有法律的組織創意，像設立證券法庭、成立投資者公益訴訟組織等，是完全可行的，從長遠看，也是必須的。
　　不過，考慮到現有的資本市場違法背信狀況和執法狀況，為盡快推動起見，筆者認為，除資本市場組織創新外，在制度漸進的基礎上，目前最為重要的組織突破還是應參考美國SEC保護投資者的做法，盡快推動投資者保護機構轉型，讓其成為真正以國家力量為后盾，在投資者被侵權時代替投資者訴訟、索賠的機構，并在其不履職時有被控行政不作為之虞；同時，允許設立以專業資本市場打假為目的的公益性基金組織，并承認其訴訟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