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八年礪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度放慢步伐。據悉，正在修改和審議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至少要到明年3月兩會閉幕后才可能加速推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未凸出強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何以一拖再拖？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認為，博弈的關鍵是如何規范國企高管薪資和國資紅利上繳比例、用途等。然而，我們認為，難產源自主刀者的思路是旨在直接調節和干預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導致博弈內耗，如多地出臺的收入倍增計劃為企業職工工資增長設定指導線等。
　　直接深入企業與勞動者的微觀博弈領域，把增加職工收入的責任推給企業，將使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領域，難以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理性重塑。鑒于此，改革首先需清晰厘清政府在哪些領域有所為，哪些領域有所不為。之于初次分配，政府應確保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鼓勵勞動者自建自律組織，提高勞動者與企業的對稱博弈能力，激活市場競爭自律機制。如對國企薪資和利潤等，政府的職責是打破國企壟斷，加快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把國企看作行政權力的衍生而關在牢籠中，以通過約束國企經營范圍，加快市場競爭秩序塑造，逐漸消除國企的壟斷租值；從而把國企高管薪資和國企紅利的重新配置，轉變為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和國企現代治理結構重塑，避開對國企收益的再分配的調節。顯然，這將從根本上避開既得利益集團的硬約束，擺正市場與政府的行權邊界。
　　同時，當前政府的工作重點是公共服務化轉型，通過構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架構，提高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把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彰顯社會正義的主要課題。同時完善財政預算編制，緩解民生預算資源緊絀而年底突擊花錢浪費之虞。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戰場應是發展和完善第三次分配體系。我們強調第三次分配體系的主導作用，源自任何形式的收入再分配都應遵循自利交易原則，缺乏自利自律的交易秩序，將難以在經濟社會產生激勵相容效應。如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實際上是一種精神自利的交易秩序，所不同的是人們追求貨幣收入是基于經濟可行自由的伸張，而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是基于精神自利的激勵相容交易，即擁有經濟可行自由的高收入者，讓渡部分貨幣收益給經濟不自由者，以獲得精神自利滿足，如同其購買商品滿足其物質需求一樣都基于自利偏好。脫離自利偏好的交易秩序，任何超然的利他主體都難以割舍掉對自利的護衛。紅十字會等不斷暴露的各種自利行為等，已佐證收入分配脫離自利動機都不免失控之事實。
　　因此，務實的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培育和完善國內的社會企業家體系，允許各種非盈利社會組織和盈利商業企業，利用其專業化能力和分工社會化，參與并做大第三次分配。當然，這就需要適當出臺遺產與贈予稅和各類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性事業。如此一來，既可護航初次分配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緩解代際不公，又有助于培育融洽的社會互濟體系，宣揚社會公平正義。顯然，其激勵相容效應是稅收調節和初次分配難以規制的。
　　由此可見，唯有跳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切蛋糕思維，樹立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之內核，才能有效繞開既得利益博弈的牽絆，才能真正實現在改革增量上的循序漸進，也才能通過制度變革釋放改革紅利，進而緩解日益濃聚的社會戾氣，導向美麗中國的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