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同處變局、亂局和迷局之中，盡管系統性風險已經逐步釋放，但主權債務危機的尾部風險還在暴露，未來全球金融運行將呈現三大趨勢：
12月13日，美聯儲年內最后一次議息會議扔下一枚重磅炸彈，美聯儲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規模450億美元，推出第四輪量化寬松(QE4)，每月采購450億美元國債替代扭曲操作(OT)，加上QE3時期美聯儲每月資產采購量共計達到850億美元，美聯儲已經患上了嚴重的“QE依賴癥”。
事實上，美聯儲無休止的量化寬松正是發達國家央行的縮影。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的邏輯，是央行與財政關系的重新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實際上讓中央銀行走上了一條“去獨立性”之路。觀察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為，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
首先，量化寬松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從全球角度來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已經上升到幾十年以來最高水平：全球原來擁有AAA主權評級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所謂“安全政府”都相繼失去AAA評級，當前在最高主權評級陣營的發達國家為數寥寥。隨著2012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萬億大關，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近10年來，美國債務總規模由5.3萬億增長至16萬億美元，翻了3倍。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億美元新債的速度增長，美國政府的債務總額將會在2015年突破20萬億大關。
歐盟委員會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歐元區債務比率達到87.3%，創下歷史新高，人均債務已達3.77萬歐元。愛爾蘭、意大利和希臘的適齡勞動者人均債務處于歐元區最高水平，分別為5.5萬歐元、4.8萬歐元和4.7萬歐元。法國與德國的這類人均債務雖然比上述三國低，但也分別高達4萬歐元和3.9萬歐元，都高于3.77萬歐元的歐洲平均水平。
再看日本，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國家之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11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721.6萬日元。
發達國家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或量化寬松等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但央行異化趨勢會帶來三大問題：一是長期極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掩蓋了潛在的資產負債表問題，由于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以美國為代表的主權債務成本處于歷史低位，新發債務的利息成本較低，這減弱了政府進行財政整頓和結構性改革的意愿，財政可持續問題的解決被延誤，影響長期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
二是長期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可能會扭曲金融市場價格體系。長期國債收益率是經濟決策的重要參考指標，人為降低長期利率和金融市場風險價差的大規模國債購買扭曲市場信號，導致資源錯配。
三是債務貨幣化大大稀釋債權人利益，導致東西長期財富分配失衡。截至2011年底，發展中國家儲備資產達7萬億美元，這些儲備大多數以美國國債或其他低收益主權債券的形式投資，等于為發達國家進行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貨幣化勢必嚴重侵蝕債權人資產和金融權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資本流動模式顯著變化，不僅有周期性因素、還有結構性因素和擾動因素。當前，發達國家再度聯手量化寬松的溢出效應開始逐步顯現，新興經濟體持續近一年的短期資本流出轉變為新一輪短期資本流入。事實上，在美國國內債券收益率走低、股市提前透支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利好、實體經濟復蘇緩慢等形勢下，未來，大部分貨幣資金受利益驅動，可能流向投資收益較高的大宗商品市場及新興市場國家，但由于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曠日持久、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加快推進，以及新興市場資本回報率的降低等因素，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產業資本大規模凈流入的局面正在面臨拐點。
從中長期看，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正在發生趨勢性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會導致海外資本的持續回流，而作為資本輸出大國的美國正在加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促進產業資本回流重組全球產業鏈，全球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可能正在悄然發生改變，短期資本與長期資本分化的趨勢可能成為常態。
2013年市場的風險程度相比2012年有所下降，不確定性相對減少。歐債危機初露曙光，隨著歐盟永久性援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正式啟動，歐洲主權債券市場最壞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ESM可以看作是歐洲統一財政部的雛形，它通過對歐元區各國的財政約束，實現債權國對債務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從而達到救助債務國的目的。我們認為，歐洲推進銀行和財政聯盟是向正確方向邁進，但分歧和坎坷仍多，歐元區核心區域和外圍區的經濟將繼續分化，增長仍然會相當疲弱。由于短期內風險偏好難以根本性逆轉，美聯儲投放的超額貨幣供給可能不及市場對美元的需求量大，美元保持相對階段性強勢是大概率事件，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升值空間有限。
此外，各國經濟復蘇的差異性、不同國家宏觀政策溢出作用，以及資本流向的改變都會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新的調整和動蕩。展望2013年，盡管短期風險可能不斷，但大的系統性風險已開始逐步釋放，全球金融市場震蕩的程度相比2011和2012年，將呈現出“鈍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