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氏家族”再添新成員。據媒體報道，被稱為“房姐”的陜西榆林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龔愛愛，在京有20多套房產，總價值近10億元；她還有另一個名為龔仙霞的身份證，曾是陜西一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
　　“房姐”事件剛剛浮出水面，就顯示出一種共性：首先是網絡發酵，接下來落地紙媒，記者調查初步厘清事件輪廓，地方政府依舊采取“鴕鳥政策”。面對《京華時報》的采訪，榆林市人大、紀委均無人接聽電話，而市委宣傳部的受訪者自稱是司機，“工作人員不在無法回復”。
　　應該第一時間發聲的部門瞬間全部隱身，然后與媒體展開藏頭露尾、“敵進我退”的游擊戰，這個套路公眾再熟悉不過。在樹大根深的鄭州“房妹”事件中，每一點真相的出現，都是在輿論的擠壓之下完成的，每一次調查的深入，都是對媒體采訪的被動跟進。撬動一個貪腐的處級干部，竟要押上如此大的公共輿論力量，同類事件的調查怎么不讓公眾憂心？
　　另一條消息表明，鄭州“房妹”事件又有進展，三名來自路橋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的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在此之前，還有一名民警因涉嫌為“房妹”一家辦理非法戶口而被刑拘。鄭州經適房造假不斷、腐敗頻發的亂象，也因此事浮出水面。在對“房妹”事件的剝繭抽絲中，地方房管、公安、規劃、計生等多個系統的問題逐一暴露，帶出了行業腐敗和公共資源被權力操縱的現實。簡單的官員貪腐案，在地表之下卻隱藏著巨大的根系，這也解釋了“房妹”事件調查推進為何艱難緩慢。
　　有此前車之鑒，無怪公眾擔心“房姐”調查重蹈覆轍。與“房妹”事件的主角、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鋒相同，“房姐”也是出自手握資源的部門，一樣是有兩個戶籍、多個身份、巨額房產，一樣是在公職之外還有自行經營的公司，甚至同樣在事情曝出時已經去職。我們有理由質疑，“房姐”是否也通過不同身份的轉換將權力變現、將公共資源私人化，并通過兩個戶籍將這些財富隱蔽并消化？而她在地表之下的根系，又涉及了哪些權貴、哪些部門？
　　“房姐”事件的調查不應再走“房氏家族”的老路，被動式的調查等于向公眾展示制度反腐的乏力，也使常規的舉報渠道失去信任。事實一再證明，類似事件中，所有想捂住真相的企圖最后都使自己陷入被動，而且給自己貼上“同流合污”的標簽。因此，相關部門積極作為才是最明智、成本最小的方法，不僅能還公眾一個真相，而且也給自身一個挽回信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