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臨年關，討薪都會成為輿論熱詞。與往年求助于不得已的“行為藝術”或偶然性的領導關懷不同，最高法院日前發布《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不少寒冬里的討薪者帶去一份溫暖和希望。
　　刑罰是國家公共治理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在法治化的市場環境中，欠薪本應只是個例，無需高擎刑罰利劍。當欠薪演化成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并帶來社會不穩定等危害時，就有必要借助刑罰糾正嚴重失衡的市場秩序，故而《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但是，刑法上的入罪并不必然帶來治理的預期效果，刑事司法能否為惡意欠薪者編織一張嚴密的法網，首先依賴于定罪量刑規則的細致化和可操作化。
　　著眼于審判實踐，司法解釋對惡意欠薪在定罪量刑上進行了細化規定，明確了該罪“數額較大”的起刑情節，以及相應的刑期。這無疑為司法打擊惡意欠薪提供了更加精準的操作規程，也為市場行為主體明確了后果預期。當然，和刑法一樣，司法解釋也是“紙面上的規定”，對欠薪者的威懾和對討薪者的救助，前提都是案件順利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就此而言，作為公訴案件的惡意欠薪案，如何確保討薪者的舉報能夠順暢啟動刑事司法程序，如何確保公檢法機關在立案、公訴、審判及執行等環節，不會受到地方利益干擾，都還有待觀察。
　　其實，對欠薪現象的法治治理，必須回歸到權利救濟上來。欠薪問題原本是合同違約現象，一般情形可由當事人通過打民事官司獲得救濟，或訴諸勞動執法部門予以行政制裁。我們不能因為強調追究惡意欠薪者的刑事責任，而忽略了一般欠薪案中的民事司法救濟功能。如果每起欠薪案都能順暢進入民事司法程序并得到公正審判，處于弱勢地位的討薪者能夠獲得及時而便宜的權利救濟，也就不需要“最后手段”的刑罰出場了。
　　長期以來，我們不太注重將勞動糾紛引入司法軌道，一些地方甚至排斥民事司法的介入，加之繁瑣的程序和較大的成本，大多數討薪者面對打官司望而卻步，干脆選擇“跳樓”之類的法外路徑。因此，在尋求刑罰對惡意欠薪精確打擊的同時，更要從勞資關系的法治視角，關注一般討薪者的權利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