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袁隆平在央視一節目中說，“現在我要建議政府要出臺(法規政策)，把浪費當成可恥的行為，當成犯罪的行為來限它，我參加過好多宴會，好多種菜十幾種，二十種菜，每一樣蜻蜓點水吃了一點點，其它全部倒掉，如果你限制，有好多人吃好多，浪費了之后要罰款�！贝艘唤ㄗh引發了廣泛熱議。（1月24日《新安晚報》）
　　袁隆平所謂“將浪費入罪”的闡述，初衷不壞，但值得商榷。一則，該思路多少有點“法律全能主義”的意味，奉行的仍是“重典治亂”的套路；再者說，“浪費”有多種，不加區分一律入罪，不僅可操作性有限，也極易造成誤傷。
　　袁隆平誘發的討論，其核心不外乎是，全社會該如何評價“浪費”？又該怎樣抑制“浪費”？前一個問題，袁老的答案是，“出臺法規，把浪費當成可恥的行為”。這其實是個嘗試。因為眾所周知，即便沒有專門的立法，“浪費”也一貫被視作不光彩、不道德乃至可恥的——這一認知，深植于我們的文化傳統。
　　知易行難，拿出可行方案控制浪費，才是更迫切的命題。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分清，個人消費型浪費與公款浪費。二者有關聯，但也有分野。前者，與某些非健康的世俗文化關系密切，諸如享樂主義、面子心理；而后一種浪費，則可歸攏于那些老生常談的話題，“三公”開支不透明、財政預決算編制寬松等等。
　　減少自費式浪費，實則是個改造“餐桌文化”的過程。倡導節制、精致用餐的理念，強化“浪費”的恥辱感，這是我們所能做的，并需以時間和耐心相配合。解決治理“公款浪費”，答案清晰而直接：一方面，推動公務餐飲的標準化，杜絕“胡吃海喝”的存在理由；另一方面，促成財政運作的徹底透明，切斷“公款吃喝”的資金鏈條。
　　當人們談論“浪費”的可恥，請別忽視“浪費行為”的復雜性。對于不同類型的浪費，理當遵從不同解決路徑。個體消費所導致的浪費，以健康的“文化替代”，以及長久的“恥感灌輸”應對；而打擊公款支撐的浪費，則終要依賴更嚴密、科學行政體系的建構……凡此種種，怎是一句“浪費入罪”所可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