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有不少官僚陋習和腐敗現象，但在促進經濟建設方面一直不遺余力。政府對本地支柱企業、明星企業往往給予特殊的便利和福利。無錫尚德創始人施正榮對此應該很有體會。
　　尚德創立之初，無錫政府說服當地國企出資入股（施正榮主要以專利入股）；尚德壯大起來需要上市，政府又要求國企退出，讓尚德成為“企業家的企業”，也造就了一個澳大利亞國籍的“中國首富”。從越來越多披露出來的情況看，近年施正榮的一大興趣轉向利用對尚德的控制權，利用利益輸送，謀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更遑論“利益相關者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追逐“控制權回報”，漠視股東整體利益和債權人權益，是公司治理中常見的敗德行為，不足為奇。但像施正榮這樣，寧可尚德死，一毛也不拔（不愿以個人資產做擔保，換取債權銀行對尚德救助），其自私狹隘委實讓人費解。筆者相信他是個“經濟人”，一毛不拔的原因是理性的，因為尚德窟窿太大了，子子孫孫都填不上，只能擺出“尚德與我個人何干”的死硬姿態。
　　施正榮何以造出如此大的窟窿？除了市場客觀原因和自身素質原因，還有一個要因，就是各級政府對他的支持過于慷慨，成為他急速擴張的誘致因素。從土地到資金到補貼，還有各種榮譽和減免退稅政策（尚德過去5年出口退稅接近百億元），所享待遇非常巨大。
　　政府不是白慷慨，也不是官商勾結，只是寄望尚德不斷做大，成為旗幟，創造更大GDP。施正榮善解人意，借勢而行，不惜“水分式擴張”也要越做越大，唯此才能得到更多政府優惠和補貼，并收“大到不能倒”之效。
　　依筆者的觀察，近年很多盛極而亂的產業如乳業、光伏、白酒等等，在企業拼命上規模、蘿卜快了不洗泥的背后，都有政府政績指標的驅動。企業往往被催大，政府無奈吞苦果。
　　要走出“施正榮式悲劇”，政府要轉變職能，從微觀干預轉到營造法治化的“三公”環境。官員要少發對某某企業如何支持的“善心”，要看護好納稅人的“錢袋子”；企業也要本分經營，少受政府補貼一類的福利誘惑，按客觀規律辦事方能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