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昨天（1月31日）證實：經專案組進一步工作，目前發現陜西省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原副行長龔愛愛在京擁有41套房產共計9666.6平米，及奧迪轎車一輛。北京警方已依法對龔愛愛利用其違法辦理的北京戶口及身份證所購買的10套房產及奧迪車予以查封。
　　從四重戶口，到近萬平米房產，“房姐”牽扯出的黑洞越來越大，但真相卻依然撲朔迷離。北京警方查到了“房姐”在京的房產，卻沒查到“房姐”本人。陜西神木警方也沒有相關消息披露。仍是榆林市人大代表的“房姐”龔愛愛，居然就這樣消失在警方的視野。
　　“房姐”的房產和巨額資金從何而來，有待警方的深入調查和信息披露。但“房姐”事件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制度潰敗卻足以引發強烈的警示。我們不禁要問：連警方都找不到的人大代表，她代表的民眾又如何能向其反映民意？這樣的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又代表了誰的利益，傳遞了誰的呼聲？
　　同樣處于輿論風暴眼的山西運城“房媳”張彥也有類似的問題。據新華社披露，張彥明明長期在紀委工作，卻憑借虛假的失業證明等材料順利獲得了北京戶口。這樣的紀檢監察人員，在紀檢工作中監督過誰，又查辦過誰？紀檢人員自身造假，且擁有來源不明的巨額房產，又如何去反腐��？
　　還有媒體報道，“房媳”全家都涉嫌造假，其丈夫孫紅軍系運城市夏縣公安局原局長，曾因濫用職權、動用技偵設備調查舉報人，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其公公孫太平系運城市財政局原局長，在兒子被錄用為警察時，違反規定幫助辦理錄警手續，為延遲退休私改自己的檔案年齡，為此也曾被運城市紀委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若這些事實為真，則顯示出黨內處分對于違法違紀者并無多大的約束作用。這些“罰酒三杯”式的處罰，事實上成了對違法違紀者的縱容。
　　從這些過往的經驗來看，“房姐”事件或“房媳”事件，非司法介入和司法究責不能善后。在官員的責任體系里，法律責任永遠是第一位的。黨紀責任與行政責任同樣應依法而為。而以往對官員的責任處理中,黨紀責任與行政責任往往被過度強調。對公眾而言,黨紀責任與行政責任僅僅是內部監督機制的究責方式,在黨政機關內部,怎樣強調也不為過。但對“房姐”“房媳”的遏制,只能期待來自外部的監督制約——司法監督正是憲法為黨政權力所設置的制約機制之一。
　　所幸的是，對“房姐”“房媳”事件的司法調查均在進行。幸運之外的擔憂在于，“房姐”“房媳”事件的司法調查，仍然復制了“網民一馬當先，職能部門被動追隨”的景象。公眾更期待的其實是，司法部門能夠依其職權主動開展相關調查。對“房姐”“房媳”的最大爆料人，本來就應該是司法機關而不應是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