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必須守住財政穩定的底線，嚴控或有債務風險。從顯性債務的角度看，2011年中央政府債務率僅為25.8%，整體風險尚在可控范圍之內，但或有債務的風險卻不容小視，特別是模糊不清的委托代理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很可能最后風險不得不由財政承擔。
回顧全球債務危機的歷史，在過去200多年時間里，全球至少發生了250次以上的主權債務違約，68次國內債務違約，債務違約幾乎每隔幾年或十幾年就集中爆發一次。歷史上，債務違約往往不是孤立事件，總是與經常項目逆差、本幣匯率高估、公共部門債務高企、財政虧空、外匯儲備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織，共同觸發危機。從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亞洲金融危機(1997)、到后來的俄羅斯
(1998)、巴西金融危機(1999)，再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及仍在進行中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概莫如此。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也出現過四次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197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中央財政赤字；198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企業間“三角債”；199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國企經營問題造成的金融機構壞賬；2008年后中國地方債風險、企業債務風險也在不斷累積。
本輪中國債務風險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0年間，中國總體杠桿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上一輪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相應推升了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而截至2011年，除54個縣級政府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其中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性債務余額為4.97萬億元，占比46.38%。而如果按照2011年末，中央財政國債余額7.2萬億元計算，兩者相加18萬億的政府債務共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與國際通行60%（債務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線標準相比，中國債務占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并且大大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然而，風險并不完全在于中國債務的規模，最大的問題是其背后的結構性風險。
從資產負債表規�？�，中國政府有較大的“正凈資產”，政府債務規模不大，全社會整體債務水平也處于警戒線之下。2011年末，中央政府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為16.47%，外債余額占外匯儲備比重為21.8%，但風險在于其背后的結構性問題。
“正凈資產”并不代表國家資產負債表無風險。當前，一些觀點認為，與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發達國家“低增長——高赤字——高負債”，且幾乎均為“負凈資產”的境況相比，中國“高增長——低赤字——低負債”，同時又擁有相當規模的“正凈資產”，因此不會有主權債務風險。根據社科院對2000~2010年國家資產負債表估算，中國各年主權凈資產呈上升趨勢。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凈資產為69.6萬億元，這意味著政府有足夠主權資產來覆蓋主權負債。
然而，擁有“正凈資產”只是不發生債務危機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罢齼糍Y產”并不代表不存在償債或債務違約風險。在任何一個時點，是否存在償債風險不僅取決于凈資產是否為正，還取決于資產的可變現能力和資產負債期限的匹配性。如果大量資產是無法變現的固定資產，或者一旦集中拋售就會使資產大幅貶值，即便在賬面上有正的凈資產也可能面臨違約風險。
從資產結構看，資源性資產大約占到中國政府總資產的50%，經營性資產占到總資產的39%，行政性資產與財政收入占總資產的比重均為6%左右。由于出售經營性資產換取現金流則需經過較長的時間和較復雜的程序，資源性資產在數量上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原來依靠拍賣土地和批租土地維持財政赤字規模的做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特別是當遭遇外部沖擊和國內經濟不景氣，很可能會引發短期償付危機或債務違約。
此外，隱性擔保、或有債務及各部門間風險轉換。隱性負債是中國面臨最大的中長期風險。首先，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
“以中央政府為核心，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完整的隱性擔保體系。政府對企業的支持方式從過去的直接支持轉為擔�；螂[性承諾，這些擔�；虺兄Z并未被納入政府預算收支，但他們卻是一種隱性的預算外開支或責任。
其次，地方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欠款、掛賬和擔保產生了巨大的非顯性債務。由于各級政府間償債職責不清、事權界限不明，一旦累計的債務風險超過地方財政的承受能力，勢必逐級向上轉嫁償債風險，直接危及中央財政安全。
再次，以金融不良資產及其轉化形式存在的或有債務，主要包括銀行不良資產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不良資產，以及處置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新形式的或有債務。
此外，養老金、社保欠賬等隱性債務，國家需要依據政府代際預算約束合理確定政府消費，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支出，避免過度透支中國未來經濟，進而防范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同步可能引發的財力虧空和債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