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歐美日三大發達經濟體競相實施大規模的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把行長從白川變成黑田的日本央行，更是使出渾身解數推出了諸如“通脹目標2%”，“在2年內把基礎貨幣量變成現在的2倍”等一系列政策。這很快引發了事實上的貨幣貶值戰爭爭論，鑒于過往發達國家寬松的貨幣環境給新興經濟體帶來諸多麻煩，有意見認為人民幣也該順勢貶值。不過目前的情況似乎并不支持這一觀點。
　　美國、德國、日本的股市均創新高，對國際資本而言，美歐日的貨幣政策環境跟2009年的中國具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特別是美國經濟在經過漫長等待后，一些結構性因素的改變讓其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企業業績也還正常，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多是為美國經濟復蘇購買時間所付出的代價。而在歐洲，ECB提供流動性依然有很強的救火性質，屬于應付金融體系危機的范疇。只有日本的情況特殊，把用于解決周期性問題的貨幣政策拿去對付結構性問題，但最重要的結構改革居然到現在也沒有拿出具體方案。
　　而中國的貿易狀況在人民幣兌美元有序升值的這幾年里，并沒有出現最初一些人擔心的那種雪崩般的劇烈滑坡。在這樣一種經濟狀況允許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時機適度促進國內經濟的結構變化并非壞事。而日本的出口結構也非常特殊，它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從產業鏈分工而言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拋開韓國的一部分產業，很多甚至有共存共生而不是競爭關系，所以日元的貶值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在實體經濟上帶來的影響其實有很多空間去調節。
　　因此日元貶值對于中國而言，更多還是要觀察和警惕資本市場上的影響。但我們認為從過往經驗而言，只要國內經濟環境穩定，不出現大規模通脹或者資產泡沫，人民幣對國際游資其實不具備投機價值。反過來如果（無論升值和貶值）人民幣匯率走勢能形成一種中長期比較穩定的市場預期的話，穩定的貨幣價值在長遠而言會讓更多國家接受人民幣。
　　海外對持有人民幣的誘因相應增加也將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契機。因為海外經濟實體如果是出于對資產價值穩定和結算便利性的動機從而持有人民幣的話，他們的行動將拓寬和加深人民幣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中國金融體系對抗金融風險的柔韌性也將因此得到強化。
　　在參加博鰲論壇之際，澳大利亞宣布將實現人民幣和澳元的直接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前進過程中的又一個節點。然而人民幣的國際化必然是個長期的過程，主觀上的積極爭取也需要客觀上具有合適的時機，甚至幸運。就中國當局而言，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固然可以是一種政策選擇，但在不必要的階段，介入匯率能否為本國帶來利益最大化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作為貨幣的守護者，一個國家的央行要堅持不懈的對本國貨幣對內對外的價值穩定負責。貨幣價值的穩定是金融體系穩定的前提，也是經濟平穩發展的必要條件。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或者經濟發展階段，匯率作為本國貨幣對外價值的度量，被大幅度調節到一個符合客觀條件的合理區間確實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長遠而言，已經和全球經濟深深接軌的中國經濟，在匯率形成機制的柔韌性上要下的功夫要遠比人為去控制匯率水平更加重要。它涉及到的不僅是金融層面的利益，更會通過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對實體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目前三大發達國家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對中國而言并非是單純的壞事一樁，關鍵是中國自身如何去解讀和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