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三季度以來，面對持續惡化的主權債務局勢，以及世界經濟普遍出現的增長減緩、停滯甚至衰退，各國重回“保增長”政策軌道。4月起，日本央行繼續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量，提前實行開放式量化寬松政策。與美歐量化寬松政策主要是債務貨幣化或壓低長期融資利率不同，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就是主動推動本幣大幅貶值。
如今全球貨幣戰幾乎已是既成事實。為抵抗本幣升值壓力、刺激經濟復蘇，5月份以來全球經歷了又一輪降息潮，開啟了第二輪貨幣寬松和貨幣貶值的大幕。受此影響，缺乏彈性的人民幣進入了新一輪被動大幅升值的通道，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以及內外套利空間的推動下，一季度外匯占款出現了罕見的大幅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既要維持經濟穩定，又要控制因外部流動性泛濫帶來的銀行信貸沖動、資產泡沫和匯率波動等負面影響，貨幣操作空間所剩無幾。
就在全球新一輪降息潮來臨之際，美聯儲卻反其道而行之，醞釀貨幣政策轉向，開始著手制定“退出路線圖”。一旦美國開始實施退出戰略，勢必推動美元中長期走強，對全球流動性、資本流向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將產生顯著而深遠的影響，很可能再現“剪羊毛”效應，給全球經濟金融運行、匯率市場穩定以及資產價格帶來新一輪沖擊。
對中國而言，連鎖性風險更加不容小覷，未來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將進一步加劇中國跨境資本的雙向波動，也不能排除引發階段性資本集中流出從而導致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決策當局亟待加強風險防范的前瞻性，并在重點風險領域做好嚴密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