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鹽城市下轄各縣市區，多年來以紅頭文件形式要求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干部職工等為當地紅會的“博愛萬人捐”活動捐款，并按級別規定數額，直接從工資中代扣。面對輿論質疑，江蘇省紅十字會副會長李新平回應稱，這些財政供養人群的收入相對穩定，理應在社會捐款中起帶頭作用，對他們提這樣的要求，“我覺得一點都不過分”。
　　強制捐款屢見不鮮，但大多數是變相強捐，即打著“自覺自愿”的旗號，以各種方式逼著人們不得不“自愿”捐款。而像鹽城市這樣，以政府紅頭文件的形式公開強捐，以直接扣工資的方式強令服從，顯然是連一塊“自覺自愿”的遮羞布都不要了。財政供養人群收入穩定，但這是他們勞動所得、合法收入，任何人都不得強占；公職人員理應在捐款中起帶頭作用，但愿不愿意帶頭得憑自覺——自覺自愿既慈善的最基本原則，也是一條不能突破的底線。
　　某種意義上說，“強捐有理”比強捐本身更可怕，在“強捐有理”思維主導下，所謂“慈善”就會變成侵占公民財產的工具，所謂“獻愛心”將會異化為巧取豪奪的幌子。
　　善良的人們往往認為，強制捐款雖然不對，但出發點是好的，是出于好心，為了扶貧幫困。李新平也說，鹽城市這樣做“出發點是好的，體現了黨委政府在關注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一些實際困難”。某些地方搞強捐，出發點果真很好嗎？未必。一方面，強行募得的財物，只要到了政府部門手里，怎么用很難監督約束，一部分用于慈善，另一部分可能挪作他用。另一方面，扶貧幫困本是政府的分內之責，比如救助孤寡老人、補貼低收入群體、資助貧困學生等，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愿從財政中開支，而是強制人們捐款，從而節省財政資金，強制捐款幾乎成了“第二財政”。而節省下來的財政資金用在哪里？從花樣百出的“三公”消費中，從各式各樣的“政績工程”中可以找到答案。
　　為什么近年來地方政府強捐的新聞層出不窮？這些地方政府為什么如此熱衷于強捐？最大的秘密也許就在這里。千萬別以為強制捐款的出發點就是好的，其本來面目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丑陋。
　　因此，從本質上說，強制捐款其實是一種責任轉嫁——把本應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責任強行轉嫁給捐款者，讓捐款者承擔本應由地方政府承擔的扶貧幫困責任。民眾當然可以為政府分憂，可以參與扶貧幫困，但這不是公民的法定義務，所以一切得憑自覺自愿，公民的法定義務在于照章納稅，將稅款交給政府來救助弱勢群體。
　　強制捐款，說得輕一點，與亂收費、亂罰款沒有什么根本區別；說得重一點，與非法侵占他人財產的區別也不是很大。地方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公然強捐，如此違法行為竟然暢行無阻這么多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