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已升值900多個基點，特別是4月以來累計接近700個基點，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逼近“6.1”底線。筆者認為，從我國經濟基本面和實體經濟狀況來看，目前人民幣的升值狀態并非正常，尤其考慮到生產領域的通貨緊縮相當嚴重，人民幣已過度升值，短期負面影響較大，不符合匯率改革的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更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人民幣匯率作為重要的相對價格水平變量，直接影響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成本，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曾長期執行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因偏離市場價格而長期被低估，這為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贏得了價格優勢，國內資源廉價供應國外，促進了外需，抑制了內需。但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相結合，也造就了我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第二產業過于龐大、第三產業極為弱小、第一產業相對落后，并且每個產業都集中發展低附加值行業，高附加值行業占比相對較小。脆弱的產業結構對匯率變動極為敏感，尤其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在人民幣升值面前轉型升級的壓力巨大。
　　隨著匯改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升值對第二產業發揮了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對第三產業則顯示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對東、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顯著大于西部地區；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有一定抑制，對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也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發展則具有不確定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了國際貿易的變動，人民幣升值與貿易額增長、貿易結構改進并存，貿易結構改善與產業結構優化同步，我國由此在朝著勞動密集型行業占比下降，技術密集型行業占比上升的方向發展。
　　不過，雖然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結構起到了改善作用，但卻不能得出人民幣升值必定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以及要大力推進升值速度的結論。這是因為，我國產業結構在一段時間內仍將以第二產業為主，并且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仍將占據較大比重。所以，匯率制度必須遵循產業演進的規律并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應以合理的速度和幅度來推進匯率制度改革，促進產業結構穩步升級，以達到兩者的和諧統一。
　　我國是勞動力富裕型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與國外資本相結合，形成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勢，這種優勢在短期內很難轉變成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優勢。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轉換也需要一個過程，這就需要人民幣匯率適度、漸進地升值，以保證轉換的時間和空間。匯率突然、大幅的變動，會使我國既喪失原來的產業優勢，在沒有新的產業支撐的情形下，會造成經濟的大幅下滑。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欠成熟、不健全，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效用還很有限，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某些行業還不能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即使立即推出浮動匯率制，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市場經濟的完善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發展條件。只有將匯率制度改革與市場經濟完善同步推進，才能使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實效。
　　我國經濟整體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第二產業強于其他產業，制造業強于其他行業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產業演進理該遵循一定的規律，不能主觀跨越。發展第三產業不能跳過第二產業發達的歷程，發展高附加值行業也須經歷低附加值行業成長壯大的過程，這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因為人民幣升值能優化產業結構而不顧現實基礎加速匯率制度改革，會給產業發展帶來嚴重后果。
　　我國正進入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人民幣匯率的漸進小幅升值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升級演進。人民幣小幅漸進升值，在給相關產業施加升級壓力的同時，也能為結構調整留出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促使國內低技術行業向高技術行業轉化，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升級，最終實現經濟結構調整。我們還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的機會，進口相關資本品，提升國內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國內產業發展需求提供保障。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爬坡過坎”的轉型階段，短期內還難以釋放增長動力，這注定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所以，此時更要在保持我國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設法調整人民幣匯率，以免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過大沖擊。
　　事實上，央行既不希望人民幣在諸多壓力和“美元因素”下，走日元升值的老路，但也無法放手一搏支持貿易，以弱勢人民幣應對“日元貶值+美元升值”的難題，而是寄希望能保持“均衡”。隨著監管機構對熱錢加強管控和周邊國家經濟好轉，估計未來人民幣升值勢頭將有所收斂，甚至會轉向貶值，雙向波動將成為今后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