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銀行間暴露的拆借緊張問題，直接原因是三個：銀行手里的錢不夠用、銀行的錢被央行收走得太多了、銀行的錢放錯了地方。這三個原因，都與中國的經濟結構痼疾密切相關。這三個問題不解決，即使是通過注入流動性的辦法暫時解決，也只是揚湯止沸的辦法，根子問題未來還會以其他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截至5月末，中國狹義貨幣（M2）余額高達104.21萬億，同比增長15.8%，M2與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大約是200%。截至3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達65.76萬億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幣貸款2.76萬億元，同比多增2949億元。按說中國的貨幣是充裕的，甚至是過剩的。但是銀行手中的廣義貨幣（M1）顯然不足了，而M1與基礎貨幣直接相關。中國的基礎貨幣，在近20年來，外匯占款在其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高。1994年，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比例是26.0%；在2005年，該比例超過了100%。再從增量的角度看，從2001年起，外匯占款的增量超過了基礎貨幣的增量，在2005年則超過了3倍。所以，外匯占款的多少及其增量，可以直接決定商業銀行手頭頭寸的多少。
　　但是，今年1月份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創歷史新高達6836.6億元，隨后數月新增規模均維持在2000億元以上的水平。5月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669億元，比4月份2944億元的增量急遽減少77.3%。所以一進入6月份，商業銀行驟然感到頭寸極端緊缺。那么，該事實表明，中國的貨幣發行極度依賴于外貿部門，實際上是以出口為“錨”，貨幣發行受美聯儲和外界影響極大，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出口而主動交出了貨幣自主權。
　　因此，拆借緊張問題，正是中國經濟不平衡和貿易不平衡的一種體現，這表明經濟結構具有重大的疾患。所以，經濟政策必須改變依賴外需和重視出口的嗜好，致力于提振內需，也就是說未來經濟政策的重視重點要從出口部門轉向內需部門。某種程度上來說，讓匯率形成制度走向市場化，借鑒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的經驗，讓進出口的凈額和國際收支主導自身幣值走向，即順差則本幣升值，逆差則本幣貶值，容忍人民幣一定幅度升值，可以解決經濟和貿易不平衡的疾患。進一步，匯率形成制度更加科學化以后，出口退稅壓力減少，必然有利于減稅，提高企業競爭力和人們的收入水平，內需則相應擴大，經濟結構自然改善。如果經濟和貿易平衡，經濟結構改善，內需提振，中國的匯率及其貨幣發行自然是依據國內的經濟狀況，不再受制于出口，由于外匯占款減少而導致拆借緊張問題的現象，也自然不會出現。所以，拆借緊張問題折射經濟轉型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錢被央行收去較多，也是經濟結構導致的問題。目前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是16.5%-20%，處于很高的水平；2008年6月以來，中國已經20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美國《1980年貨幣控制法》規定美聯儲可以對定期存款賬戶制定9%的準備金率，而且美國已經幾十年沒有調整過存款準備金率。歐元區的存款準備金率只有1%。中國的比率太高，調整得也太頻繁，這反映經濟主要是靠信貸的數量而不是利率等進行控制，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影子銀行規模龐大，已經脫離存款準備金的控制，反而導致存款準備金率居高不下。所以，打通影子銀行與金融系統的區隔，實行利率市場化，從而逐漸擺脫信貸主要靠數量型手段來控制的辦法，基本使用公平的、同一水準的利率手段，會有助于解決一邊是存款準備金畸高、一邊是拆借緊張的問題。因此，拆借緊張問題還從信貸的角度，揭示經濟結構的大問題。
　　最后，銀行通過表外的資產，用短期的理財產品做了長期的項目，因此存在期限錯配問題，導致在6月底前理財產品集中到期，新的理財產品無法如數發售，因而頭寸緊張。而銀行之所以熱衷于做理財項目，是因為中國經濟存在二元現象，那些受到有形之手支持的行業、企業，往往發展過熱，而那些不被有形之手照顧的行業、企業，則過冷。前者可以低成本拿到資金，甚至資金過剩，而后者只有通過極高的成本去融資，從而產生了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在冷熱不同的領域里套利，理財產品就難擺脫這一質疑。所以，這一冷熱不同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是導致拆借緊張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無疑，解決冷熱不同的問題，需要繼續市場化改革，有形之手要盡量從經濟領域退出，讓所有微觀經濟主體平等，包括不再熱衷搞什么產業規劃和扶持優惠政策、建立各種新區等等。拆借緊張問題，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弊端。
　　治病要對癥，拆借緊張問題，反映中國經濟結構存在一些隱患，所以必須立足于經濟轉型來解決；而拆借緊張問題的猛烈性，也說明中國經濟轉型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