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針對一些地方推出的公車私用打表計費舉措，一些評論認為這是次優選擇。確實，相較于公車私用的泛濫無度，倘若能收回一部分費用，對巨額公車開銷至少有一點彌補。不過，這種想法未免過于天真。打表計費，實質上還是回到了寄望于公車使用者自覺，可如果自覺管用，公車私用就不會如此如火如荼。
　　在公車管理方面，監管部門倒是發了不少制作考究的紅頭文件，一些民間監督者也收獲頗豐，但依然無法真正改變公車濫用的現狀。打表計費最大的好處或許在于，一旦被曝光或被民間監督者逮了個現形，繳費有據。倘若抓到就繳費，沒抓到就不計費，這種所謂改革更像是掩人耳目。所謂打表計費也根本就不是什么次優選擇，而是徹頭徹尾的形式主義。
　　這還不是公車改革被冠之以次優選擇的孤例。有地方推出給公車貼牌，包括小學生建議給公車掛紅牌，馬上有人說是次優選擇，結果改了一圈，原來的貼牌不了了之。有地方給公車發放專用牌照，有人認為這是次優選擇，結果專用車牌成了公車無視交規的護身符，最終專用牌照被“民用”悄悄替代。廣州曾不惜花費大筆公帑，給公車裝上GPS，次優選擇論又現“江湖”，結果倒是那位以監督公車聞名廣州街頭的“區伯”更令人印象深刻。有地方祭出以車補替代公車舉措，有人立馬為之戴上次優選擇高帽，結果改革真正推出時，更需用車的基層部門補貼最少，那些安坐機關者因職務高而坐享高額補貼……
　　一次次的次優選擇，并沒有真正推進公車改革的步伐，反倒是公車越改越多，越改越豪華，費用越改越高。這樣的結果難免讓人懷疑，那些原本引發輿論歡呼的諸多公車改革，是否真就出自改革者的本意？有一點不容否認，這些體制內的改革者，本身也是公車私用的受益者。
　　改革當然需要大膽嘗試，也可包容一些失敗，但改革不能一敗再敗。某種意義上，改革雖然離不開智慧，但更需要巨大的勇氣。改革本來就是對既有利益結構的調整，不可能既實現改革各方又都有斬獲。倘若回避主要矛盾，明明應當較真碰硬的，結果卻以次優選擇論虛與委蛇，看似辦法想了不少，決心很大，結果依舊事與愿違。
　　回到公車改革的問題上，其最大難點是不敢與公權力交鋒。無視公車改革的這一核心，要么疲于在細小方面作些于事無補的所謂改革，要么祭以更大利益吸引公權力的改革動力，這些均不是什么次優選擇，更像是盜用改革名義的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