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事件后，每一次的奶粉質量問題仍會引發一場社會恐慌，相關方不妨以此為鏡子和鞭策：不要苛求公眾淡定，輿論理性只能與乳品行業的品質、質檢監管的公信同時回歸。
　　從進口奶粉可瑞康，到多美滋、娃哈哈、可口可樂（中國）、上海市糖業煙酒（集團）有限公司，三天時間里，新西蘭受肉毒桿菌污染的乳粉已經被確定流入中國，四家中國境內進口商列入了“毒乳粉”的污染名單。
　　隨著境內企業上榜，輿論恐慌也在擴大化，公眾的憤怒、恐慌、不信任一時難以平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信任不僅是針對涉事產品的，也是針對企業的自檢結果和召回承諾的；不僅是針對“肇事”的新西蘭公司的，也是針對國內入境檢驗和日常監管的。一個新聞事件在傳播中被反復爭論、辨析之后，大多會回到一種“輿論理性”上來，但這種情況在涉及到乳制品安全問題的事件上并不常見。
　　乳制品安全茲事體大卻事故多發，近年來已經成為輿論關注的敏感事件。在過往的事件中，涉事企業的隱瞞、推諉已為公眾所慣見，而監管的疏漏和行動滯后也令人“印象深刻”，人們會從以往事件的各方表現中總結一套“規律”，并會自然“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企業的補救措施和監管的嚴密程度。
　　在此情況下，苛求輿論理性、公眾淡定是不切實際的。相反，這種合理的“不淡定”“不理性”，恰恰意味著乳企和監管部門要拿出更大的努力來矯正已形成的刻板印象。對于拿著奶粉喂養下一代的中國父母們而言，“99%以上的嬰幼兒奶粉抽檢合格率”不能平息某一項菌類超標帶來的焦慮，“進口不合格嬰幼兒配方乳粉的超低檢出率”也不能證明問題乳粉出現的合理性。三鹿奶粉事件后，社會顯然對乳制品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跟上”公眾，而且要“先于”公眾。
　　比如，就此次肉毒桿菌事件而言，公眾就有理由質疑，為何四家涉事的境內進口商沒有一家在自檢中發現問題，而是在新西蘭方主動爆出問題后，才“查明部分產品可能受影響”或“安全隔離個別批次”。出事前沒有一家預警，出事后全體公關善后，這已經讓所謂的“全面排查”“出廠記錄復查”“委托國家權威機構檢驗”等善后承諾變得蒼白無力。
　　質檢部門同樣要面對“新西蘭不公布，我們就不設防”的質疑。進口的食品原料出了問題，無論是質檢沒有檢測出來、還是檢測出來沒有公布，都是“意味深長”的問題。乳制品生產鏈條長，相應的管理檢測也會面臨跨度大、環節復雜的技術性難題，但在現在的食品安全生態和輿論生態下強調這一點，不會被看成解釋，只會被當成借口。
　　坦率地說，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的五年間，不但國內的乳制品行業經歷了一次洗牌，質檢監管部門也同樣經歷了一次洗禮，二者其實都有明顯成果。但即便如此，每一次的奶粉質量問題仍會引發一場社會恐慌，相關方不妨以此為鏡子和鞭策：不要苛求公眾淡定，輿論理性只能與乳品行業的品質、質檢監管的公信同時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