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專門拿出三段文字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边@被各界廣泛認為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策的亮點之一。如何理解這一政策表述，中國為什么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帶著這一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胡鞍鋼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蓖瑫r還明確提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為什么中國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呢？這是由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特別是就業人口多，為此中國的發展壓力大，特別是就業壓力大。2012年，中國總人口為13.5億人，比美國多出10億人，占世界總量比重已經低于20%，但是中國就業人口為7.67億人，比美國多出6億人，占世界總量比重卻在四分之一左右。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必須創新多種類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才能夠實現“充分就業”目標。
　　胡鞍鋼表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混合所有制經濟，根據《共同綱領》有五種經濟成分，這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當時的經濟方針政策就是“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睉�當說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方針，五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在1949年占95.5%，即使到了1953年，仍然占94.1%。這是典型的混合經濟時代。
　　在“一化三改”之后，中國農村經過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絕大多數農民就成為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中國城市的多種經濟成分經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公私合營等，形成兩類所有制經濟，即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和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個體勞動者和私營勞動者的所占比例極低。這一情形持續了20年。
　　1978年之后，中國從單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并存轉型，從兩種經濟成分向多種經濟成分轉型。到目前，根據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相互參股、聯合生產組建的企業，中國城鎮逐步形成了至少十一種經濟成分，這包括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個體工商戶以及未被統計的非正規就業或自雇者，也包括藝術家、演員、導游等。其中，私營企業就業人數最多，2012年達到7557萬人，其次是國有單位為6839萬人，個體工商戶居第三位為5643萬人，有限責任公司為3787萬人，它們分別占城鎮就業總人數的20.4%、18.4%、15.2%、10.2%。與1978年相比，是完全不同的，當時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分別占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的78.3%和21.5%，而個體工商戶僅有0.16%。
　　這表明城鎮已經由兩種經濟成分轉變為十一種經濟成分，如果考慮到大量無法登記注冊的農民工，那么就是至少十二種經濟成分。此外，在農村形成三種主要經濟成分，一是自雇農民，二是私營企業，三是個體工商戶，他們分別占農村83.1%、9.4%、7.5%。由此可知，中國城鄉呈現多種經濟成分，正是中國國情的差異性、多樣性所決定，就業形式越多樣、越靈活，創造的就業機會就越有可能、越多，這是因為不同的所有制經濟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用人成本，他們都會比較理性的選擇不同類型的勞動者。也正因為此，就業是當今世界最大難題，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如此，中國能夠解決當今世界最大難題，為世界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創造就業，這也因為是中國成功創造就業的奧秘所在。
　　胡鞍鋼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中國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性選擇，既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定的黨的基本方針，也成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創新之點。這就需要在新的起點，新的發展水平上，采取有效的新方法來促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共同綱領》所提出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是有歷史借鑒和歷史傳承的，這就是不同所有制經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發揮其所長，形象地講就是要鼓勵“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微型企業、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要兼顧，勞動者和企業家、就業者和創業家要兼顧，不能顧此失彼，厚此薄彼。這就體現了中國博大的和合治理思想，形象得講就是，用兩條腿走路比只用一條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這是因為任何一類企業發展都會產生外部性，任何一類企業都依賴于其他企業的發展而發展，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雙贏、多贏和共贏的共生共榮關系。
　　正是在這種多元化差異性混合所有制經濟體系中，就需要創新微觀機制，鼓勵多種所有制企業根據互利的原則相互投資，加強合作，戰略聯盟，共同協作。這些我們所鼓勵的合作形式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多。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混合所有制經濟條件下，它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用兩分法區分純粹的國有企業或私人企業。因此這些企業的類型區分將會越來越模糊，這就需要我們從微觀視角淡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所有制特征。為此今年九月初，我在審議三中全會征求意見稿時提出，今后應當主動淡化不同所有制企業，強化優秀與劣質企業、好的企業與壞的企業，守法企業與違法企業，貢獻大的企業與污染大的企業，創新型的企業和假冒偽劣的企業，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無競爭力的企業之分，依法淘汰那些違法企業，不僅要設立企業黑名單，還應當建立企業光榮榜制，鼓勵更多的企業進入光榮榜，成為優秀的企業，好的企業，守法的企業，貢獻大的企業�！焙�鞍鋼說。
　　“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會產生她的民族英雄；每一個偉大的時代總會產生這一時代特征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最優秀代表，時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我們正處在激動人心的偉大時代，即中國迅速崛起、民族振興的偉大時代，也是民族英雄輩出的時代�！彼�說，我把海爾集團稱之為“改革開放時代的民族英雄”。在今天中國大的背景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企業家的汪洋大海，已經有一千四百萬多的實有注冊企業，我們估計這個數量在十年之后還會翻一番，甚至三倍。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中國需要更多的民族英雄，也一定會是一個企業家英雄輩出，層出不窮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