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換擋期”，而要改變慣有的高速增長心態，真正接受中速增長新常態，還有個不會太短的適應過程。難度在于這種轉型是復雜的經濟系統轉型，必然伴隨微觀市場主體的死死生生。在中央一再申明不會輕易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后，市場仍在就有關“穩外”還是“活內”、財政政策要不要“積極”等問題爭議不休，就是結構調整舉步艱難的反映。那種指望通過宏觀放松，不同行業一窩蜂獲得爆發式機會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

　　國家領導人近期對于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表述，令外界進一步確認了中國政府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時說，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說到“新常態”，這個概念最先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盡管在不同領域有不同含義，但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視作危機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也呈現出“新常態”――經歷了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長后，轉向結構性減速。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已在用“新常態”概念分析中國經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的文章中就提到，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傳統上，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連續若干年負增長，但由于大劑量調控政策的強力推出，現階段的危機并不表現為負增長，而是表現為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等方面。在2012年，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表示，中國的GDP數據符合“新常態”增長率。

　　那么，中國經濟“新常態”到底有些什么特點呢?有學者歸納了這樣幾點：經濟增速比過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與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望保持較高水平;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將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多元化創新;經濟結構也將會發生新變化，比如，服務業比重或超過第二產業，投資比重達到峰值并緩慢降低。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體現在多個方面：市場層面，除了一季度經濟數據所反映的工業增長、外貿數據不好外，一些產業也面臨很大壓力，尤其是房地產終端市場遇冷開始向上游傳導。金融運行層面，盡管一季度存款增長同比少增1.39萬億，可貸款增長同比多增2592億，而社會融資規模上年同期少5612億，顯示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在下降。在傳統資金寬松的3月末，一般貸款利率水平竟比資金緊張的去年12月還要高，足以證明實體經濟正遭遇越來越大的融資壓力，這對杠桿率去年已達109.6%的企業部門無疑是難以承受之重。

　　除了整體經濟上的壓力，在有效的政策調整上也面臨巨大壓力�，F在看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挑戰主要體現在產能過剩矛盾趨于突出;生產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日益顯現;財政金融風險有可能增大四個方面。

　　化解這些難題，并沒有也不可能有特效藥。對此，中國領導層有著清晰的認識。政府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有著“三期疊加”的判斷，指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下，只能從中長期的改革切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才能將中國經濟帶出泥潭。

　　但要在新的適度增長區間尋找新的平衡點，當下還有不少不確定因素。為使企業盡早適應新形勢，政策有針對性地預調微調很有必要。央行上周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將穩健貨幣政策從年初“保持定力，精準發力，不放松也不收緊銀根，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調整為“堅持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取向，保持定力，主動作為，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并提到了將“根據經濟金融形勢變化以及金融創新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影響，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據此，市場認為央行由定向降準轉為全面降準的可能性大增。

　　從去年開始，新一屆政府多次申明不再推行強刺激政策，“保增長”遂弱化為“穩增長”，政策適度放寬的方向并未改變。今年以來，情況似乎有所不同。但對于市場有關央行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期，周小川的言辭非常謹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還是要更準確一些，現在雖有變化，但出結論要慎重，短期數據不一定說明問題。他稱，央行主要是逆周期調整。如果發現周期變化，會著手逆周期調整，絕大多數是微調，這種微調始終都是在做，不管你看沒看見，我們都在做。周小川進一步指出，逆周期微調是符合宏觀審慎的調節方式，主要進行流動性方面的調節，在強度增大的時候才需要典型的貨幣政策數量型、政策型工具，(讓調節力度)邁上一個臺階。而從目前的情況下，國務院明確強調宏觀調控要有定力，不會輕易采取所謂大規模刺激政策。

　　據此不難推斷出下階段的貨幣政策取向――保持定力，主要進行逆周期微調，而不會出臺大規模刺激政策。但值得關注的是，市場對宏觀調控方向的爭議仍在持續。目前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第一是“穩外”還是“活內”。所謂“穩外”，就是穩住外需、穩住外貿進出口;“活內”，則是放活政策，擴大內需。李克強總理目前是中間落墨，一方面力推一系列“活內”政策，包括稍后將推出棚戶住建新政：另一方面也“穩外”，由商務部牽頭的穩定外貿進出口新措施就要報送國務院過堂。第二個是財政政策要不要“積極”起來。這是因貨幣政策已明確不能再寬松，流動性還可能進一步收緊，于是各方把眼光放到財政政策上。有部委機構甚至要求在下一步預調微調中，令財政政策積極起來，不僅以財政政策保住經濟下限，還想通過財政政策促使經濟走向上限。這個主張很合地方政府口味，所以各地已經發出了事權、財權重整，給地方以活力的呼吁之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爭議正是結構調整舉步艱難的反映。

　　總之，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換擋期”，而要改變慣有的高速增長心態，真正接受中速增長新常態，看來還有個不會太短的適應過程。筆者認為，我國這一輪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具有歷史性意義，因為這意味著，某些產業(如房地產)過去數年經歷的市場繁榮將會一去不返，而逐漸演變為一種利潤常態、增長常態的行業;同時，一些新興的行業也會帶來新的市場機會。難度在于這種轉型是復雜的經濟系統轉型，必然伴隨微觀市場主體的死死生生。那種指望通過宏觀放松，不同行業一窩蜂獲得爆發式機會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