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金融中心的一般發展邏輯來看，資本賬戶的開放、金融市場體系的發育、參與全球定價權的爭奪，都離不開政府對金融生態環境的精心培育，促進市場主體的充分競爭與金融機構的高密度集聚，尤其是全球性資本的深度參與。只有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廣受國際認可的金融要素集聚平臺，進而鍛造中國金融資本力，上海才有可能成為“東方華爾街”。
自貿區一年有成果
毋庸置疑，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一個深度嵌入到全球貿易與金融分工價值鏈的橋頭堡來引領，自貿區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這個角色。
上海自貿區從去年9月29日掛牌成立。過去的一年來，相關制度建設與市場發育取得了積極進展，改革效應逐步顯現。尤其在探索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根本性改革領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上海這個最強勢也最偏好改革設計與主動干預的地方政府，積極借鑒紐約、倫敦等頂尖金融中心的城市管理經驗，逐步收回“管不住的手”，打造市場平臺，以期讓“看不見的手”發揮積極主導作用。一年來，無論是負面清單的大幅縮減，還是促進資本市場開放有關措施的推出，以及類似黃金國際板的上線，國際能源交易中心的緊鑼密鼓推進，等等，都是市場開放與有關主體積極參與的結果。
作為自貿區建設的核心目標，過去一年里上海在金融改革領域盡管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一行三會”先后出臺了支持自貿區建設的51條指導意見和9項實施細則，形成了自貿區的金融政策框架。到今年8月底，自貿區已擁有持牌金融機構87家(掛牌前為10家)，類金融機構453家。但受限于諸多約束條件，相關改革并不顯著，例如在極為重要的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跨境結算等，負面清單還很冗長。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部委有關金融改革的配套政策措施未能到位或及時到位，上海主動而為的行為空間受到很大約束，某種程度上拖累了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在投資者看來，過去一年里上海在放松資本管制及其他金融改革方面進展緩慢，如今自貿區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總額僅占全市總量的17%左右，離預期目標依然很遠。由于擔心投機資金的跨境套利，監管機構的相關管控并未放松。央行在自貿區內重點建設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建立了風險防控的電子圍網，有能力對跨境資金流動實施24小時的實時監控，盡管這為金融改革打下了基礎，是利于金融安全之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資本的深度介入。自貿區要實現本外幣一體化的自貿賬戶體系，依然道阻且長。
距國際金融中心尚遙遠
在上海有效解決金融決策與金融市場的脫節問題之前，在支撐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要素市場發育、制度環境、市場監管以及人才戰略獲得突破性發展之前，在人民幣真正實現國際化之前，在上海實體經濟以及金融氣質邁上新臺階之前，在國際環境與競爭形勢大幅有利于中國之前，上海盡管可以期待“紐倫滬”格局早日形成，但歷史規律恐難逾越。
的確，上海為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付出了20年的艱苦努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要素發育也已不斷完善，但在衡量國際金融中心的幾個關鍵性指標，例如貨幣自由兌換、金融市場發育、技術流和信息流的優化配置以及有效的市場監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與紐約、倫敦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從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與競爭態勢來看，上海在全球金融坐標系中盡管擁有一定的后發優勢，但未來一段時期，紐約、倫敦等頂尖金融城市對上海的競爭擠壓，上海與新加坡、香港、首爾與孟買等同級別城市的競爭與挑戰可能日趨激烈。而且，亞洲另一重量級國家日本，一向不愿中國擁有挑戰它的金融勢力。
從操作層面來看，無論是攸關金融中心發育狀況的體系建設，還是關乎金融中心競爭力的金融創新乃至相關配套制度環境建設，都離不開一個問題的解決，即金融決策與金融市場的脫節問題。眾所周知，紐約和倫敦之所以成為國際頂尖金融中心，除了各自都有一個能夠獨立運作的本國貨幣之外，關鍵因素在于各自在本國金融與產業分工中居于絕對的領導地位，而且這種領導地位早已滲透到整個資本市場人脈之中。但在中國，建國以來形成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國內主要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總部幾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擔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主要金融機構將總部遷到上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考慮到日趨加快的深圳和香港經濟一體化步伐，則上海還將面臨這個未來超級金融圈的競爭擠壓。
金融生態環境亟待改進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場要素發育、制度環境與人才戰略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金融市場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核，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必須擁有高度發達且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這方面，上海不僅難與紐約和倫敦抗衡，就是與香港和東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而建設金融中心所需具備的完善金融生態環境也是上海亟待改進的層面。上海所需要的不僅是行政管理部門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務意識，更需要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對發展金融產業的高度認同感、濃郁的金融財富氛圍以及無時不在的風險防范意識。一個缺乏市場發育和充分競爭的城市，即便政府干預與管理水平再強，恐怕也不能實現金融中心的夢想。
此外，上海尤其欠缺能夠領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性金融人才。如一流的銀行家和金融家、金融風險管理師、金融理財師和金融分析師以及高級金融英語人才等。就中國和上海的情況來說，這些戰略性人才還應該熟悉國情、市情并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可見，上海盡管具備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但金融中心的創建從來都不是政府選擇的結果，而是國內外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盡管上海迎來了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時間窗口，盡管跨國公司樂見上海開通國際板，盡管國際金融改革話題和貨幣體系的重建如今越來越難以回避中國，但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一國參與全球金融分工進而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載體，歷來是美英竭力維護的“高邊疆”。如何讓國際上一向與中國不那么同道的國家和金融機構接受上海成為超級金融城市，顯然需要國家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