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多個表現中，金融風險增高無疑是其中的一種。銀行壞賬是觀察金融風險的窗口之一。根據中國銀監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至1.29%，第三季度數據為1.16%。單季度壞賬增加0.13個百分點，為2004年以來最快。包括政策性銀行在內的整個銀行業金融系統壞賬率為1.64%。銀行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由第三季度的247%下降至230.5%。以銀行貸款余額86.8萬億元計，2014年銀行系統的壞賬規模大約為1.42萬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國的金融風險與地方經濟有很強的關聯。國內地方經濟困境加劇又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國經濟整體下行壓力加大，地方經濟也隨之出現不同程度下行;二是房地產業開始停滯或負增長，地方財政受到很大沖擊，地方債務問題的壓力明顯加大;三是清理地方融資平臺，地方政府融資日益困難，支撐過去鋪開的攤子難度加大;四是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不少基礎資源行業遭遇困境，拖累地方經濟下滑。

　　地方經濟遭遇的困境，使得各個地方的金融風險普遍加大。由于不同地方的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產業結構、金融環境、企業發展等因素不同，金融風險的暴露程度也不相同。由于地方經濟中的金融風險往往表現為復雜的系統問題，它不是某一個單一因素能夠解決的，因此，從區域角度觀察地方經濟的金融風險，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極為重要。

　　哪些地方容易出現金融風險呢?粗略歸納，有如下一些類型的地方經濟屬于金融風險的高發區。

　　一是經濟高度依賴少數資源產業的地區，如能源城市、礦業城市等。日前有媒體報道，山西省呂梁市的經濟在一年間經歷了過山車式的“反轉”：在2013年，呂梁還是山西的增速冠軍，但2014年GDP增速預計為-2%，在山西省內倒數第一。呂梁因煤聞名，其2.1萬平方公里總面積中含煤面積1.1萬平方公里。在過去的煤炭黃金十年間，呂梁依靠優質煤炭出現井噴式發展，GDP維持著兩位數增速，多年保持省內第一，創造了“呂梁速度”。如今呂梁隨著煤炭行業的低迷陷入困境，呂梁市下屬某縣的工業占比達95%以上，幾乎沒有服務業，而工業中有85%與煤炭相關，該縣在2014年的工業增加值增速在-20%左右。工業比重近70%的呂梁市，其工業增加值增速預計為-5.6%，GDP增速預計為-2%，財政收入減少20.3億元。這類衰落之下的資源型城市，往往成為金融風險高發區。

　　二是高度依賴房地產業的地區。據有關研究機構的統計，201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超過3.1萬億元，而2013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本級)為6.89萬億元，土地出讓金相當于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45.4%。2014年房地產市場下滑，土地出讓金同比下降28%至2.3萬億元。盡管如此，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仍相當于全國地方財政收入(本級)75860億的30%以上。要指出的是，土地出讓金只是地方計劃外收入的一種，如果以寬口徑來計算地方財政與房地產的關系，房地產業的占比會更高。我們研究團隊在全國各地調研發現，二、三、四線城市地方財政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度一般在4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達到60%-70%。地方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業的地方經濟，目前往往都是高風險地區。

　　三是地方債務高企的地區。自2008年以后，中國地方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政府債務的擴張有很大關系。2013年底中國官方公布的截止2013年上半年的地方債務為17.9萬億，此后的債務清理與償還對地方政府是個巨大的壓力。初步預計，2015年中國將有約2.8萬億地方政府債務到期。為化解巨額存量債務，2014年債務利息支出就占新增社會融資的逾50%，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運行質量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還使得金融風險不斷積聚。地方債務對地方經濟和金融環境的打擊，遠不是幾個數字所能反映，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現，不少地方的本地政府性債務、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企業債務都十分驚人，不少地方受到減收(地方財政收入減少)、增支(財政支出剛性增加)、償債(債務償還高峰期)這“三座大山”的重壓，對地方金融環境有重大破壞。

　　更多地方的實際情況是，地方經濟、產業與債務問題不是單獨存在，而是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很復雜的地方經濟金融環境的整體“塌方區”。一旦這種風險形象形成，將會引發市場對地方經濟金融風險的高度警惕，從而顯著抬高當地融資的成本，加大當地的融資難度。這些地方出現金融風險爆發的概率自然也會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