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圍繞著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分歧一直是中美兩國貿易爭端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兩國高層交流以及兩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涉及到的重要問題。值得欣慰的是，隨著交流與接觸的不斷加深，兩國高層本著“求同存異”的態度，對這一問題已形成了諸多共識，可以說，共識大于分歧。而且，雙方都在談判中達成了諒解與讓步。
　　從中方來看，自2005年7月開始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圍繞著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改革目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斷增加，對美元的幅度空間也逐漸加大，人民幣匯價不斷上升并屢創新高。
　　從美方高層來看，對中方的理解也不斷加深，而且，上至布什總統下到保爾森、伯南克等高官，基于美國政治因素的考慮，也基于美國商界、跨國公司等的壓力和美國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糾纏已逐步減少，取之以更符合本國經濟利益的現實策略，比如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等措施。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國會的少數派近幾年幾乎每年都在提出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華“懲罰性提案”，當然也每每以失敗告終。其實，他們提出的議案更多是基于未來“選票”等政治目的，而大多數議員從中美兩國長遠發展來考慮，因此否決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前，美國參議員舒默、格雷厄姆、鮑克斯以及格拉斯利等“鷹派”四人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他們將公布一份旨在應對“中國等國家不公平地低估貨幣”的新法案。舒默等人還叫囂稱，這份遵循WTO規則的新法案很有希望在國會獲得2／3以上的絕大多數通過，足以抵擋任何總統的否決權。
　　此次，以舒默為首的美國國會中的少數強硬派在吸取了去年的“失敗教訓”后，又抖出了“新花樣”，與去年曾提出的“中國自由貿易法案”相比，此次議案的最大區別在于：一是不再單獨針對中國，二是將“匯率操縱”的提法改稱為“匯率偏離”。其實也是換湯不換藥，其目的無非就是再次以人民幣匯率打壓中國進而撈取政治資本。
　　事實上，近幾年的中美貿易爭端及談判過程中，中方已做出了不少讓步。在不久前結束的中美戰略對話中，中方在金融服務業領域的開放進一步擴大：將在2007年下半年恢復審批證券公司的設立，在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將宣布逐步擴大符合條件的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允許其從事證券經紀、自營和資產管理等業務；在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將QFII的投資總額度提高至300億美元；允許具有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資格的外資法人銀行發行符合中國銀行卡業務、技術標準的人民幣銀行卡，享受與中資銀行同等待遇；允許外資產險分公司申請改建為子公司；擴大了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范圍。
　　這些金融領域的開放措施，可以看作是中美雙邊談判中中方所做的讓步。其實，在更大程度上來說，它也是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內生性”需要，這有利于推進中國經濟金融的國際化進程。而且，如果聯想到中國的幾家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赴美設立分支機構卻遲遲未獲批準，應當說，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已顯現出了足夠的誠意和決心。
　　同樣，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我想，既沒有必要為美國少數分子的要挾而擔驚受怕、受制于人，也沒有必要通過放緩改革而刻意做出“針鋒相對”之勢。而應當以不變應萬變，一如既往推進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改革，以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的原則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使匯率機制的變革與經濟轉型的進程相匹配。
　　事實上，作為世界上最強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是互惠互利的，因此，兩國的各個層面都應互信互諒，排除政治、信仰等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以協商取代摩擦，以溝通消除偏見，用積極務實的方式解決雙邊經貿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確保兩國經貿聯系的穩定發展。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