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高速收費問題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不斷有律師狀告機場高速收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也不斷有人站出來質疑此收費合理性。但首都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依然置若罔聞，甚至宣稱收上100年費也行。

　　首都機場高速收費，或許可以一定程度地起到分流機動車輛、緩解交通擁堵的效用，但是這一效用的發揮顯然不能建立在違法基礎之上。如果說“緩解交通擁堵”可以成為還清貸款的公路繼續收費的理由，那么一切社會管理目的也就都可以通過收費方式來達到，任何部門與單位也就都可以逾越法律規定、以犧牲公眾權益為代價來收費。
　　1997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公路法》明確規定：國家采用依法征稅的辦法籌集公路養護資金，所以實施燃油稅是法律提出的剛性要求，公路收費行為缺乏法律依據。實施燃油稅不僅可以起到節約能源、促進公平的效用，而且用征收燃油稅代替收費，可以從根本上終結諸如首都機場高速公路這樣的違法、違規收費亂象，從根本上防范公眾利益受到此類違法、違規行為的盤剝，可以說是保障公民通行事項上合法權益的根本之道。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公路法》將具體組織實施燃油稅方案的權力賦予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又由于盤根錯節的利益牽扯而缺乏盡快實施燃油稅的足夠動力，從而導致實施燃油稅遲遲難以付諸于施行。這不但使得實施燃油稅原本可以達到的諸多社會效益難以實現，而且也造成公眾在通行上的經濟利益難以獲得堅實的保障。所以，無論是從根本上終結收費站違法、違規收費亂象，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需要出發，還是為促進能源節約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計，通過修訂法律或由立法機關促使政府部門盡快實施燃油稅都極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