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跟隨溫家寶總理訪問德國等國的重慶企業家王金山,出訪期間受到海外企業前所未有的禮遇,由以往的“備受冷落”到“備受禮遇”,咸魚翻身的感覺都有了。無獨有偶,在剛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中央電視臺的采訪團隊也受到熱烈歡迎,諸多全球商界領袖,幾乎是排著隊等候央視采訪,都希望把自己的聲音傳達給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大市場”。

　　每一輪經濟危機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下一輪產業革命種子的孕育。1928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持續多年,隨后以汽車、電子、航空航天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引發了全球新一輪經濟增長;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經濟再次經歷衰退,之后以信息革命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再一次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盡管當前全球金融風暴仍在蔓延,但是大家已經開始尋找風暴過后引領全球經濟的新技術、新增長點,互聯網跟移動通信的結合、環保、綠色經濟等固然引人注目,但在達沃斯論壇上,如何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復蘇,發展中國家則被給予厚望。
　　從現實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新經濟增長點顯然有所不同。發達國家除了環保、綠色經濟之外,基礎設施、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增長空間都很�。ɑ蛘哒f已經很完備）,而這些恰恰是發展中國家的短板,可以成為新的增長點,也是世界新的增長點。這也是發展中國家被寄予“率先擺脫世界經濟危機”厚望的原因。
　　這說到底是楊小凱和林毅夫早就爭論過的“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后發優勢”的問題。我至今仍傾向于楊小凱的觀點,發展中國家表面上因為經濟和社會落后,理論上發展空間大,但經濟和社會落后的根源則是體制,如果體制不先行改革,“后發優勢”就只有可能成為“后發劣勢”,別說率先走出危機,反而有可能自己使自己更陷危機。
　　以政府4萬億元的救市計劃為例,如果缺乏公眾監督和科學決策,那么刺激經濟的計劃會不會成為千軍萬馬“跑部錢進”的加速器？會產生多少“跑冒滴漏”？會不會有一部分在實施的過程中通過尋租成為了權貴資本的私人資產?另一方面,誠如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指出的,不僅是投資的結構取向問題,而且此輪投資沒有城市化的目標指向,結果可能是一場亂仗,導致中國經濟在短期的V形突圍之后,還是一個長期的L形發展曲線。比如現在交通部門提出,鐵路與公路共有6萬億元的投資需求。但如果沒有確定人口和需求向哪個城市圈集中,修建的交通設施可能會由于需求不足而產生浪費。
　　也就是說,如果缺乏民主監督和科學決策,4萬億政府投資可能只成為“一次性GDP”,就好比工廠建成之日,也就是倒閉之時!日前有上海律師要求發改委、財政部依法公開4萬億投資的進展情況,得到的回復卻是否定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被堂而皇之地束之高閣。
　　中國很多改革幾乎都是在最后、最關鍵的一步推行不下去。在醫改、教改、出租車運營打破壟斷、火車票實名制、公共財政、壓縮行政開支、減少行政審批等方面,都能或多或少看到這樣的現象。在石油、電力、電信、城市公共服務、金融、教育、文化、衛生、傳媒、法律、藝術等領域,對內開放的步伐明顯落后于對外開放的步伐。如果打破行政壟斷、開放經濟領域,就能夠創造出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但是“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現實困境往往使得有關改革浮于表面或者名不副實。
　　的確,壟斷不僅使城鄉居民收入降低,也使公民醫療、教育、住房、石油、電力、城市公共事業、電信等方面的生活成本全線攀升。一個可資佐證的例子是《時代周報》2月12日的報道:臺資醫院落地大陸,沒有國家一分錢投資,要贏利,但收費僅是公立醫院一半!
　　國力之爭說到底是體制之爭。這個基本的社會發展規律,并不因世界經濟是處于繁榮期還是衰退與蕭條期而有所改變。因此,中國能否率先擺脫危機,取決于它是否能夠率先革新體制,尋找到繼續改革開放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