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執政后的首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在華盛頓舉行，它向外界釋放了一個鮮明的信息：美國從骨子里，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今天還是迫切希望和中國構成一個能夠形成共識并影響世界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G2格局”；中國則更加關注如何在今后中美合作關系中保持真正意義上的雙贏局面。
比如，美國不能只考慮挽救自己的經濟盡快復蘇，就可以大量“印鈔”，犧牲中國作為債權國的利益。中國希望中美關系的發展要建立在利益分配公平的雙贏的基礎上，而不是美國主導、中國支持的那種被動的“G2”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感覺到，處在今天與美國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和政治實力不均的格局下，僅僅通過“G2”的框架很難實現中國所期待的雙贏結果。于是，在這次戰略對話中，中國會發出更多維護自己利益的聲音，美國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尋找和中國利益一致的交合點，比如，新能源技術的合作。
那么，中國應如何去建立一個能夠給中美帶來雙贏局面的合作呢？
首先，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內功要“練”好。這需要我們的政府多學一點與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的“戰術”，我們的企業和機構則更要多學一點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環境產生影響的宏觀“戰略”。否則，缺乏“大氣”的中國企業和機構，無法意識到“無形資產”(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在財富分配和風險轉嫁中的威力。而決策部門若不充分了解“公平競爭”的重要性，也無法體會在全球化環境中靠企業自身打拼的艱難和“安于現狀”的苦惱——在市場條件下，即使沖在第一線的國有企業也會有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而民營企業則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以抓住市場給他們帶來的每一次機會。
不管怎樣，今天，中國的增長模式和美國的增長模式若能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進行合作“對接”，必然會帶來看似“不公平”的雙贏結果。我并不認為這當中有什么“陰謀論”在起作用，這是增長模式不匹配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這當中也不可能指望美國政府發揮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去補償中國與美國合作中所出現的問題或損失。美日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合作雖然讓日本迅速積累了對美國的債權，成長為世界經濟強國，但越來越嚴重的外匯占款所帶來的金融資產泡沫問題，嚴重阻礙了日本由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所推動的國家發展，最終導致的泡沫崩潰、產業空洞化的格局讓日本越來越不能擺脫對歐美市場的依賴，這次金融危機中日本也成為歐美經濟衰弱的“陪葬品”。
其次，我們希望美國從行動上拿出減少雙赤字的決心或者對債權國利益足夠的“重視”。今天的美國還在進行軍備擴充，還在用錢去擴張自己的利益圈子，這樣，赤字減少的承諾就只是停留在美國政府救市行為減少這樣的“水準”上，而不可能改變美國維護自己霸主地位所需要的赤字格局。
因之，我覺得中國政府在對話中除了應強調我們作為債權國對財富價值穩定的擔心之外，還應要求美國能降低對中國在美投資和技術消費設置的門檻。因為，如果“賺”了錢居然不能隨心所欲地“用”錢，那么，這種合作是不可能有雙贏結果的。
第三，在中美發展的不同階段，讓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交換”，即我們消費，美國生產和儲蓄，這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是沒有市場基礎的。美國的消費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與美國有龐大的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這樣的社會結構，以及發達的金融體系等因素分不開的，而一旦這樣發達的金融體系出了問題，消費的增長基礎就會出現暫時的“自然瓦解”狀況。
今天，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沒有達到那樣的水平，我們的人均平均收入還排在世界130多位，而且貧富差距在日益擴大，外國人建議釋放中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消費能量，顯得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說白了，扭轉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靠經濟增長模式“交換”的說法太顯“書呆子氣了”。即使增長模式要“轉變”，也需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和為之奮斗的“時間”。
總之，中國政府在這次對話中應該做好兩種預案：其中“保守”的戰略是，最大限度爭取美國保證中國作為債權國利益的各種制度和物質資源；“積極”戰略就是爭取在下一輪經濟增長方式(比如新能源時代)中，改變我們到現在為止已經習慣的、被動的“加工貿易”地位。具體而言，就是要在這輪中美對話中強調技術共享，強調產業鏈價值形成的透明機制，強調在設計、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中共同參加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后的財富定價權和分配權方面能保證“人民幣”的適度參與。
當然，我們也應充分認識到：今天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美國的合作和支持，以誠相待，爭取雙方在利益上最大的謀和，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做好準備，應對沒有實質效果的結局。比如，這輪對話中，如果美國反復糾纏老調重彈的問題(匯率、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那么，中國政府除了在對話中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之外，更重要的是繼續做好我們現在為了提高抗風險能力而進行著的結構調整工作。(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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