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黃龍溪古鎮上的當鋪現已成旅游一景。

清末之后典當業一落千丈。

　　提要：中國典當業到明清時期達到了極盛。物極必反，似乎成為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典當業也不例外，從清朝末年開始，一步步衰落下來，最終被取締，變為塵封的歷史。

　　正當清代典當業發展如火如荼之時，一連串的戰爭接踵而來，這對中國的典當業是致命的打擊，從此再也沒有恢復元氣。

　　清朝末年第一場戰爭是咸豐二年(1852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農民起義軍沿長江東進，在南京建都，又揮師北伐，鐵蹄踏遍了大半個中國。正等太平軍與清軍在長江中游和天津外圍激烈爭戰之際，英法兩國利用中國內戰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戰爭從咸豐六年九月(185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天津，洗劫京師。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創傷還未愈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又發生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北方的許多州縣被占領，血洗京城，火燒圓明園。宣統三年(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旋即陷入了北洋軍閥時期，從此內戰連綿不絕。
　　頻繁的戰爭對典當業造成極大的破壞。太平天國運動中，湖北“各當鋪蕩然無存”。安徽建德縣堯渡鎮向來當鋪鼎峙，戰爭之后也化為烏有。直隸交河縣13家當鋪在戰亂中“一律歇業”。浙江省衢州兵燹之后，典當業無有設肆經營者。寧波地區的當鋪，“接踵歇業”，未閉者只開半日。在八國聯軍的洗劫中，京師當鋪202家，未被搶奪和搶奪未盡者只有十家，此外全被搶光，價值不下數百萬金。辛亥革命中，四川成都的當鋪一律被搶劫一空，火三日不息。湖北漢口等主要城市“典當幾乎全部被毀”。北京當鋪、銀號百無一存，戰爭的破壞力之大不言而喻。
　　由于各地典當業倒閉毀滅，全國當鋪數量銳減，京城的當鋪由以前的200多家只殘存下10余家。據《光緒朝東華錄》記載：光緒十四年(1888)，京外的當鋪共約7000多家，大約是康熙時期的1/2，乾隆時期的1/3，減少了64%。全國著名的徽州當幫和山西當幫元氣大傷，業務急劇萎縮，在省外開設的當鋪愈來愈少。特別是山西當幫，此時喪失了在長江以北地區的主導地位，京師、天津和漢口原來是山西人開設當鋪最多的地方，戰后這些地方山西人的當鋪幾乎絕跡。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天順府山西人的當鋪僅僅有4家，只占總數的2.24%。之后，即使有戰爭期間的短暫恢復，山西人在外省的當鋪也寥寥無幾，主導地位一去不返。

　　辛亥革命之后，發生了北洋軍閥混戰，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及日本侵華戰爭，在這種時局下，雖有個別地方的典當業出現恢復的苗頭，但江河日下的趨勢難以挽回。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于內戰頻繁，在長江中游的交通樞紐漢口及湖北省主要城市，典當業幾乎全部毀滅。北京清末當鋪還存留有130家，至民國二年(1913年)只有14家，殘存的大約有1/10。成都和四川境內的當鋪，主要是陜西的當幫經營，戰亂中被焚燒一空，陜西當幫的輝煌歷史從此結束。山東省福山有名的通惠當，原來僅在煙臺就設有12個分局，由于軍閥在這一地區混戰，福山、煙臺、濰縣、膠縣、章丘、高密的當鋪所存無幾。浙江省的當鋪到1914年只剩480余家，與乾隆十年(1745年)1126家相比減少了646家之多。民國十六年(1927年)更加萎靡不振，先后倒閉一百余家，全省當鋪不過327家。因此，全國的典當業在這一時期繼續減少，20世紀30年代全國約有4500家，分別相當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18075家和嘉慶十七年(1812年)23139家的24.9%和19.4%左右，分別減少了約75%和80.6%。即使與清末光緒十四年(1888年)的7000多家相比也減少了許多。
　　到了民國中期，由于時局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相對平穩，有些省份的典當業開始出現了一些恢復的跡象。從全國來看，發展較快的省份有四川省，清代四川典當業有百余家，1932年增加到480家。湖北省的典當業由于屢遭毀滅性的打擊，直至1936年才開始恢復，全省有當鋪75家，資本205萬元。省內漢口當鋪較多，有27家，資本155萬元，分別占全省當鋪和資本總額的36%和75%。福建省的典當業也有明顯的恢復，1933年福州有當鋪37家，資本在80萬元以上者有29家。遼寧省“九一八”以前當鋪有244家，到1944年增加到568家，(主要是日本商人的當鋪)。
　　但恢復增加的跡象并不是總的趨勢，不少省份仍然是江河日下。這一時期京、津、滬三大城市的典當業就屬于這種情況。北京自從清末以來，當鋪如秋葉而落，倒閉之訊，時有所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共有當鋪210家，1912年剩下170家，后又遞減到120家，1940年只殘存87家，與乾隆九年(1744年)700家相比，剩下的還不到1/7。天津典當業是從清末開埠后發展起來的，形成規模是光緒年間，20世紀初天津有當鋪40余家，到20世紀30年代，發展到近百家。典當業主要控制在大軍閥、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之手，天津商務局董事楊俊元就擁有20余家當鋪。但江河日下，一座孤島是阻擋不住的，天津的典當業也沒逃脫衰敗的命運。上海典當業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開埠至民國初期，屬于黃金時代，清末有69家，民初時當鋪和押店約千余家。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也一步步陷入困境。當時的上�！吨腥A日報》記載：值此百物昂貴，民不聊生之秋，本市典當營業，非但不見繁榮，反日趨冷淡。原來大當鋪日常架本常在30萬元左右，現在均不過十余萬元。人們的貴重物品輾轉售于富戶，不再進入典門，當鋪所得細微收入，不足供一人一日食宿之需。日寇侵華戰爭期間，由于上海的環境日趨險惡，典當業更加每況愈下，歇業倒閉者愈來愈多，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止，全市僅有20家當鋪茍延殘喘。這一時期，雖然有個別地方的典當業出現恢復的苗頭，但江河日下的趨勢難以挽回。

　　民國時期典當業的衰落與戰爭有著直接的關系，但除此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是通貨膨脹，政府濫發鈔票，造成典當業破產。北洋政府時期，由于財政困難，屢發國債，濫發紙幣，典當業損失慘重。如濟南的當鋪這時資本充足者有9家，因為軍閥張昌宗濫發紙幣，當戶以貶值的紙幣贖當，致使當鋪紛紛停歇。北伐戰爭時，武漢政府為了籌措經費也濫發紙幣，市價暴跌，典當業幾盡歇業。民國時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紙幣每元跌至四五角，當物紛紛持中、交兩行紙票取贖，當鋪的資本金日趨萎縮，由于嚴重缺血而生命萎枯。1945年之后，由于國民黨經濟政策的腐敗，用法幣一元收銷偽幣200元，頃刻之間典當業的所有架本幾乎喪失殆盡，上海當鋪紛紛倒閉。
　　二是日本當鋪的排擠。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和膠東半島后，日本商人接踵而來，插足中國典當業。1912年，奉天省華商當鋪120家，1915年日當就達到了150家；1917年華商當鋪增加到244家，1930年日當發展到299家，華商當鋪被日商當鋪排擠殆盡，奉天省典當業成為日本商人的一統天下。日本占領膠澳后，山東省的典當業基本上也以日當為主。1933年，青島日當有33家，濟南日當有20家，煙臺有數家，合計50余家；1936年，膠東半島華商當鋪有21家，只是日當的一半不足；1939年濟南日商當鋪有18家，華商當鋪只留下1家；1942年青島華商當鋪有12家，但日商當鋪有29家。濟南和青島華日當鋪合計60家，日商占78.4%，華商只占21.6%。日商當鋪的迅速擴展是造成中國典當業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市場價格的波動。由于工業的進步，許多原來頗為時尚貴重的當品現在無人問津，致使架本日減。如上海1935年，各種期滿當貨的價值只有當本的十分之六七，當鋪平均架本減至10萬元之上，20萬元以下，全市共有30余家宣告停業。
　　四是典當業的稅率高和攤派的雜稅太多，致使典當業難以降低當息和經營成本以適應新情況的變化。
　　五是典當業自有資本很弱，主要靠銀行、錢莊借款擴大經營規模，由于業務虧損，債務日增，導致歇業。
　　六是人們的生活日益貧困，形成當者多而贖者少的現象，當物又賣不出去，致使典當業難以繼續。
　　七是典當市場混亂。這一時期許多不法商販做起炒賣當票的生意，如當時北京前門珠市口一帶就有六七十家“當票局子”，政府雖然多次下令取締卻難以根除。
　　八是沒有在現代金融業的發展競爭中與時俱進。典當業適應的是傳統的小生產方式，是以高利貸剝削小生產者為生存條件的。清末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之相適應的現代銀行以及錢莊、賬局等新的金融機構應運而生，比肩林立。典當業沒有把自己融合在時代潮流之中，而是眼盯著月息三分的高額利潤保守不前，只好被時代所拋棄�？傊�，清末至民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各種因素，使中國典當業的衰落成為定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徹底推翻了舊社會的剝削制度，延續了1500年的典當業作為高利貸被徹底取締，成為它必然的歸宿。

　　取締典當業，最早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開始的。1930年，閩西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宣布：“典當債券取消，當物無價收回”。大會通過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決議》規定，“當鋪應交給蘇維�！�，也就是沒收了根據地的私人當鋪。在解放戰爭時期，取締典當業的工作是隨著解放區的擴大而推開的。1946年，老解放區的典當業已經取締了兩三年，新解放區由于時間關系典當業暫時得以殘留，但也是極少數的。1948年青島殘留的當鋪只有7家，北平抗戰勝利后，登記復業的當鋪有72家，1948年底減少到31家。1949年，福建還保留登記復業的當鋪17家，1950年增加到23家，總資本13046萬元(舊人民幣)。到了1952年，實際經營的只有13家，后合并為5家。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福州市對典當業進行了公私合營。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延續上千年的中國典當業就此完全消失。典當業的這一歸宿，不是因為戰爭，也不是由于動蕩，而是徹底廢除舊制度的結果。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