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城

道頓堀

    早就聽說大阪與東京存在諸多不同，這種不同在下火車一分鐘后就感覺到了。出了新干線車廂，向滾梯走去，很自然地準備靠左站，但是發現眾多乘客都是往右站的，才意識到這已是在大阪了。
    關于這種不同，有一種說法認為東京以前在江戶時代是幕府所在地，武士佩刀都在左側，所以靠左站時容易拔刀防身，也不容易與對面來的武士的刀發生碰撞，而大阪是商人的城市，商人習慣右手拿著算盤，所以習慣靠右站，以免算盤和對面的人發生碰撞。這種說法是否有根據暫且不論，反正大阪人是樂于和東京保持不一致的。比如，東京的盂蘭盆節在7月中旬，大阪則固守陰歷，8月中旬是跳盂蘭盆舞的時節；大阪人嚴守著自己的曲調婉轉的方言，而不屑于用東京的說話方法。
　　以前有一個電視節目直觀地比較了大阪與東京的不同。一家電視臺在鬧市區擺上一桌子的餐巾紙，上寫“請隨便拿”，在東京，去拿的寥寥無幾，而在大阪，一會兒就被搶光了。原因是東京受武士文化影響，認為不是自己的東西怎么能隨便拿，而大阪受商業文化的影響，一看有這樣的好事，為什么不拿呢。
　　大阪人與東京人互相看不起，東京人認為大阪是商人的城市，大阪人勢利，三句話不離錢。而大阪對于東京有一種不服氣的心態。大阪人自恃靠近京都，是日本文化的發祥地，自稱“上方”，而將東京稱為“下方”，認為東京人死板僵化，東京生活也不如大阪舒服。
　　大阪在江戶時代號稱“天下廚房”，是大米、醬油、大醬等的集散地，大阪的富商雖然是四民之末(士農工商)，但富可敵國，分封日本各地的大名也要向大阪商人貸款，所以有“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諸侯皆驚”的說法。
　　不過，昔日的“水都”如今早已繁華不再。戰后，由于下水道技術的發展和處理轟炸的廢墟，大批河道被填埋，成了柏油路，只留下了當年的河流名稱作為地名。大阪由于處于河流下游，地勢平坦，街道如同棋局般整齊。有意思的是，大阪的東西方向的道路稱為“通”，諸如“曾根崎通”、“中央大通”、“中之島通”，南北方向的道路稱為“筋”，諸如“玉造筋”、“堺筋”、“御堂筋”，倒是讓人對方向一目了然。
　　雖然水都勝景大打折扣，今日的大阪仍是一個少有的市中心被水環繞的城市，北為大川，南為道頓堀川，西為木津川，東為東橫堀川，形成了一個口字形。在市中心的北部，由東北向西南流的大川被中之島分為兩股，左為土佐堀川，右為堂島川，中之島就如同一條大鲇魚臥在水中。中之島上就是大阪市政府和多個博物館、美術館以及國際會議場的所在地，是整個大阪的核心區域。
　　在這個“口字形”的東側，就是著名的大阪城。大阪城內外兩道寬寬的城壕，外壕碧波蕩漾，內濠則大部分已綠草茵茵。高高的石壘使用了50多萬塊巨石，最大的巨石高5.5米、長11.7米，面積達到59.43平方米，重達130噸。這些巨石如何從產地運到大阪，有很多待解之謎。
　　大阪城的天守閣金碧輝煌，頗有雄視天下的氣勢。有意思的是，1931年大阪城重建江戶時代燒毀的天守閣的時候，未采用江戶時代的天守閣樣式，而采用了更早的豐臣秀吉時代的天守閣樣式，盡管前者比后者要高大得多。比起作為經濟中心的江戶時代，大阪人似乎更懷念自己作為天下中心的豐臣時代。
　　大阪城中，豐臣秀吉之子秀賴和母親淀殿在德川家康1615年進攻大阪城的“大阪夏之陣”時的自盡處，至今仍有人在獻花。德川家康為了一統天下，不惜把當年豐臣秀吉向自己“托孤”且是自己孫女婿的秀賴逼上絕路，在權力面前，似乎一切都顯得那么蒼白。如今，豐臣秀吉作為“豐國大明神”，在大阪城內的“豐國神社”得到供奉，并不比東京把德川家康作為“東照大權現”供奉的“東照宮”遜色，不過還是遠遠比不上日光東照宮的富麗堂皇，畢竟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265年的基業，而豐臣氏曇花一現，僅僅兩代這個姓氏就永遠消失了。
　　1970年的大阪世博會已經過去40年了，不過大阪人還是對其一往情深，大阪世博會也在大阪留下了很多印記。1971年3月15日，為了紀念以“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為主題的大阪世博會，每日新聞社和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制作了兩個相同形狀的“時間寶庫”，并埋在地下15米深處，選擇了2098件20世紀的文化財產，采用最新的保存技術密封在特制的金屬容器里。上面的寶庫在每個世紀之初打開，下面的寶庫在6970年打開，也就是為5000年后的人類留下遺產。在2000年第一次將上面的時間寶庫開封時，從里面取出的松樹和扁柏的種子經過試驗栽培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其中3棵紅松已移植到位于吹田市的大阪世博紀念公園。
　　華燈初上，大阪最繁華的道頓堀熱鬧起來，似乎比東京更多了一絲市井氣。在大阪，我也是頭一次在日本被騙。一次乘坐出租車準備付費時，發現一枚500日元硬幣的顏色有些異樣，仔細一看，赫然發現“500”下面是“韓國銀行”四個韓文字母。不知是乘出租車還是在小店購物時被“魚目混珠”了，500日元一下子跌落到只有25日元左右的價值，這個小小的損失也讓我體會了一番大阪人的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