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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關鍵點不在于統計數據而在于政策機制，如果受害者能夠參與政策博弈、司法博弈，如果消費者有更多的知情權，懲處環境污染的違法者其實不是難事。
據報道，綠色GDP報告被無限期推遲，這應該是三月份推遲以后的再次推遲。有報道說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數據公布而施加了壓力。
而且，參與綠色GDP核算的國家統計局與國家環�？偩值囊庖娨泊嬖谥艽蟮牟灰恢�，國家統計局認為不應對外發布而只作為決策參考，國家環�？偩謩t認為應該向社會公布。（見本報昨日A04版）
綠色GDP很難作為調控的依據
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弊端，就是沒有反映資源環境的價值，資源損耗、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環境恢復的成本沒有在國民經濟統計中得到表現。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有關國際機構提出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等概念，力圖彌補現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漏洞與不足。但從目前的進展來看，綠色GDP的核算存在著核算范圍、核算結構、估算方法不一致的問題，也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際標準與國際一致接受的計算方法。這一點，在兩個部門的意見中也反映出來。
以國家統計局的意見來看，綠色GDP并非國際標準；在國家環�？偩值膶＜铱�，綠色GDP本身是一個研究項目，帶有一定的探索性。
可見，兩個政府部門在對待綠色GDP的數據計算上有一定的交集�！安⒎菄H標準”當然意味著其方法與規則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所謂研究性與探索性，是指數據與結論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偏差。
但是，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應該與事實相符，而不可能出現帶有研究性與探索性的數據，這是政府統計部門的職責所在。以帶有研究性與探索性出現的數據，也很難作為進行政策指導與調控的依據。
規范現有環境統計數據才是上策
按照一般規律，既然我國有環境統計，其統計數據理應作為國家政策調控的依據，比如，關于各地的污染物排放，每年都發布有大量的統計數據。
但我國現有的環境統計制度存在很大的問題，環境統計信息是采取申報制還是采集制，環境統計是連續觀測還是定期觀測，都存在著很大的統計差別。尤其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地方政績的要求，環境統計數據存在著受地方行政干預較多、下情難以上達、統計數據與觀測數據差異較大的情況。
常常見到的現象是，以行政區統計的環境指標中各地的達標排放率不斷提高，但是事實上該地區出現的環境污染事故時有發生。這種統計與事實的分叉現象，是研究中國環境污染數據中經常遇到的問題。
既然統計上來的數據都不能保障其真實性，計算出來的數據作為政策依據的可信性自然令人疑惑。從政府決策的角度來看，與其等待綠色核算數據，還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做實做真現有的統計數據上。
當然，綠色GDP的核算制度帶有前瞻性與探索性，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的政策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也應該繼續研究下去。但在綠色GDP核算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得到一致性認可之前，政府的環境政策與決策還是應該以環境統計做依據。
關鍵不在統計數據而在政策機制
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關鍵點不在于統計數據而在于政策機制。由于地方政府的任期目標與政績追求，政府利益與企業利益在趨利性方面存在一致性。如果沒有內外條件的嚴格約束，地方政府很難有很強烈的動機約束污染企業，不少地方政府在企業污染上寧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以往所做的政策努力，都是將減排節能指標層層分解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將相關指標分解到企業。這樣的分解過程缺乏相應的激勵與約束，很難使污染企業得到懲處，也很難保證地方政府有積極性有壓力地實施國家環境政策，一些地方更愿意在數字上做表面文章。
其實，污染物排放是一個可感知、可觀察的事件，一個企業周圍的居民也許不了解一個企業的經營狀況，但是一定了解這個企業的污染狀況，也一定是企業污染的受害者。
如果受害者能夠參與政策博弈、司法博弈，如果消費者有更多的知情權，懲處環境污染的違法者其實不是難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起相應的反饋與懲處機制。
一是政府問責機制。在一個區域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后，應對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與分管領導嚴加問責；二是下情上達機制。要形成受害者居民反映、檢舉環境污染企業的機制。
三是司法訴訟機制。要鼓勵受害者居民通過司法途徑尋求對污染企業的懲處，以法律手段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四是市場抵制機制。應建立環保黑名單制度，在充分披露信息的基礎上，呼吁市場上的消費者抵制嚴重污染企業的產品。
最后是社會參與機制。
應該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強對污染企業的曝光，形成政府部門、新聞輿論、非政府組織、受害者等等各方面參與的合力，加強全社會對污染環境企業的監督。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