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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即塞繆爾·英薩爾到達芝加哥后1年，該市主辦了世界上最大的博覽會——哥倫比亞博覽會——以慶�？死锼雇懈�·哥倫布發現美洲400周年。會場建在密歇根湖岸邊，占地633英畝，是一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城中之城。這里有裝飾華麗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展廳，有來自幾十個國家和幾百家公司的大量展品，還有一座游樂場。游樂場中有高265英尺的世界上第一座費里斯轉輪
據認為，喬治·W·G·費里斯這項可愛的發明是以亨利·伯登的大水車為模型的。費里斯曾就讀于Troy鎮的Rensselaer理工學院，這里離亨利·伯登的鐵工廠只有幾英里遠。（費里斯轉輪，俗稱摩天輪，是一種在垂直轉動的巨輪上掛有座位的游樂設施，由美國工程師費里斯發明。——譯者注）。這個博覽會吸引了2 700萬以上的游客，幾乎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
哥倫比亞博覽會是一個宣傳技術進步理念的典范，它頌揚了工業、運輸及藝術方面的發展，但它首先頌揚了電作為國家的新驅動力的出現。這個展會的組織者寫道，他們打算“使該世界博覽會的場地和建筑物變成一個宏大的例證，來說明在電力方面取得的進展”。在該場地安裝有一臺蒸汽裝置，它發出了24萬馬力的能量，其中近3/4用于了發電。該博覽會消耗的電是全市其他地區耗電量的3倍。
這些電被用來為展會上的火車和輪船、移動式人行道、精美的噴泉及幾十處最新機械和家電的商業展示提供動力，但其中大部分電是用來點亮裝飾這座“白色城市”（這是人們對該展會的昵稱）的10萬只白熾燈、弧光燈和霓虹燈。有一位訪客以狂熱的詞匯描述了該展會的夜景，“閃亮的燈光映出了眾多柱廊和房頂的輪廓，似在高高的天際布滿烈火一般的、徐徐下落的晶瑩水滴，它讓這神話般的白色城市融入黑色的天空背景，并用黃金般的釘子將城市的基部釘緊在黑色的大湖上。”他寫道：“一束探照燈的光柱向夜空的天頂射去，就好似出神凝視的圣潔光芒，或信仰女神那指點迷津的玉指。”另一位訪客弗蘭克·鮑姆（LFrank Baum）對這個展會贊嘆不已，以至于激發了自己的靈感，將其描繪成他1900年出版的童話《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中的翡翠城。
該展會最受人歡迎的地方是宏偉的電力建設區，它占地55英畝。這里有托馬斯·愛迪生主持興建的80英尺高的燈塔、幾百臺最新的電力設備，還有以電池為動力的“無馬馬車”。充滿敬畏之心的亨利·亞當斯花了2周時間仔細觀賞了展會上的各種珍寶，但在看到發電機——2臺當時最大的通用電氣公司800千瓦發電機，以及12臺最新的威斯汀豪斯公司發電機——時才有了最深的感觸。他后來在自傳回憶錄《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回憶了這一體驗。他寫道：“我徘徊在這些發電機周圍良久，反復欣賞，它們可是能把歷史帶進一個新時代的‘魔力機器’啊。”他感到這些發電機“將在一代人時間內帶來無限的廉價能源”，因此知道它們將重塑美國和世界。他覺得發電機使自己感到渺小，但它們的效能也使他感到不安。他認識到，這個歷史的“新階段”所帶來的變化是我們無法理解的，甚至是我們控制不了的。他寫道：“芝加哥在1893年首次問了這個問題：美國人民是否知道自己正在駛向何方？”
塞繆爾·英薩爾是一個有遠大眼光的人，但他也沒有想到公用電網會如此深刻而迅速地重塑商業和社會。這種新技術的改造力的精華在于：它極大地改變了社會中的經濟交換，而經濟交換又經常在我們不知覺的情況下影響我們做的大小決定，同時正是這些決定——關于教育、住房、工作、家庭、娛樂等的決定——限定了我們是誰及我們做什么。簡言之，廉價電力的統一供應改變了日常生活的經濟意義。過去缺乏的東西——用以驅動工業機器、家用電器及照明電燈的能源——現在能充足供應了。這就好像一座大壩決口了，終于釋放出了工業革命的全部力量。
就算從沒有任何一個有遠見的人能預測未來變革的方向和程度，也并不能阻止許多潛在的預言家嘗試那么做。在哥倫比亞博覽會舉行之后，電激起了大眾的無窮想象。它似乎既令人向往，又具有危險性，而且在應用上更是如此，恰如從科學幻想小說跳入人間的一種神秘的、隱身的力量。作家和演講家們競相描畫電普及后的最奇妙景象。這類景象有的是恐怖的，但大部分是樂觀的，而且經常是過于樂觀的。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預言技術天堂即將到來的書就出版了150種以上。這種烏托邦式的著作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仍然盛行，雖然這時公用電網正在美國普及。電的生產使美國文化的兩大不協調主題——實利主義和超驗主義——至少是在短時間內和諧相處了一陣子。舊物質觀就是實利主義，也稱經濟主義。實利主義認為人的一切行為歸根結底是經濟行為，個人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增長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并堅信無限豐富的物質可以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從20世紀開始一直到現在，人們都在大肆掠奪自然，以滿足人類的各種欲望，這就是實利主義的表現。而新物質觀認為，對待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不能這樣無限制掠奪，否則會受到自然的懲罰。超驗主義沒有成文的概念，其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文主義，祟尚直覺，強調人的價值，反對權威，主張破除教條和束縛。——譯者注
人們被告知，電氣化將使地球免除疾病和紛爭，使之成為一個純潔的新型伊甸園。一位未來學者寫道：“我們很快就能處處都有除煙器、吸塵器、臭氧發生器，水、空氣、食品、衣物消毒器，以及位于街道、高架公路、地鐵的事故預防器。人們在城里幾乎不可能傳染上致病細菌或受到傷害。”另一位未來學者宣布，“帶電的水將成為有效的消毒劑”，噴入各種縫隙即可消滅“骯臟的細菌”。還有一位未來學者寫道：“人類可用電的巨大力量將整個大陸變成熱帶花園。”
電動的機器將肅清暴雨、干旱及其他極端的氣象現象，使人“能對天氣有絕對的控制”。在家里，“電均衡器”會發出“使人鎮靜的電磁波，從而驅散爭吵并確保家庭和諧。”新的運輸交通系統將“實際上抹掉距離”，正如電燈將廢除“日夜交替”一樣。最終“人性化的機器”將“完全能與人交流并達到最大效率”。到那個時候，所有“人性化的機器”將聯合組成一個更大的機器。人將成為“一個奇妙機制里的螺絲釘……當手指朝著大腦的方向移動和書寫時，只是在對公司首腦的意志做出響應。”
這種烏托邦式的言論并不僅僅是文學的幻想，它已證明對家電制造商來說，是功效強大的推銷詞。通用電氣公司尤其善于迎合人們對技術的天真樂觀，這家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即美國家庭用上電的比例達到峰值時，將自己的促銷開支從200萬美元增加到1 200萬美元，它用了不少錢搞宣傳活動，通過雜志廣告、小冊子、在學校和婦女俱樂部的演示等途徑向大眾灌輸“積極的用電意識”。其中有一本小冊子《百般舒適的家》就很典型，它以華麗的辭藻和未來主義的插圖介紹家用電器將如何取代大部分家務勞動，從而讓備受困擾的主婦享受到輕松休閑的生活，該公司的營銷人員稱，家里用上電就等于有了“10個傭人”。
這種烏托邦式的未來，不論是為文學或商業目的而編造的，從來沒有實現過。廉價的電力為許多人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它的效應幾乎很少如預期的那樣美妙，而且并不總是有益的。當追蹤其中最重要的某些效應在20世紀前半葉的影響時，人們發現在技術和經濟體系之間，有復雜的互相作用關系，而且它對社會施加影響的方式也是同樣復雜的。
工商界感到了電氣化的最重要影響，一旦有了電燈和電力，工廠主們即可建設更大、更有生產效率的工廠，增加產量，并獲得比小企業更大的規模優勢。在很多行業中，制造商們在競相并購，這使生產能力集中到數量日益減少的大公司手中。這些大公司用新的通訊和運算技術——它們也依靠電來驅動，如電話網和穿孔卡制表機等——來協調控制自己遍布各地的工廠。有著復雜管理結構的現代公司以我們熟悉的形態出現了，并上升為經濟的主力軍。
雖然電氣化推動了一些行業迅速增長，但它也徹底消滅了一些行業。在1800年左右，美國的公司已把冰的經銷變成了一個全球的大生意，人們在冬天把北部各州江河湖泊中的冰鋸成大片，存放在隔熱的冰窖中，然后用麥草和樹皮加以包裝，再用火車或輪船運給遠至新加坡和印度的客戶，供人們用來冰鎮飲料、食品和制作冰激凌。在這個行業的高峰時期（1880年左右），美國的許多“制冰公司”每年生產約1 000萬噸冰，能賺到成百萬美元的利潤。僅在緬因州的Kennebec河，就有36家公司經營著53座冰窖，總存儲能力為100萬噸。但在隨后的幾十年，廉價的電力摧毀了這種生意，因為它先是使人工制冰變得更經濟，然后又刺激主婦們把冰盒換成了電冰箱。正如加文·韋特曼（Gavin Weightman）在《制冰業》（The Frozen-Water
Trade）一書中所寫，這個“巨大的行業就那么融化了”。
在公司內部，事情也有了變化。在制造商用電馬達和燈泡換掉了傳動裝置和煤氣燈后，工作條件大大改進了。到處漏油的復雜傳動系統不見了；煤氣燈火苗造成的經常令人惡心的嗆人氣味沒有了；由于白熾燈的亮度更強、更穩定，事故發生率減少了，作業擁擠造成的緊張情緒緩和了；電扇帶來了新鮮的空氣。盡管電動機器和自動化工廠帶來了新危險（如人可能受到電擊），但工廠員工的健康和生產效率總的來說是提高了。
盡管工作條件改進了，工作本身卻有了不那么宜人的變化。自從蒸汽機的發明催生工業革命以來，200年的機械化進程一直在穩步縮小人們對杰出工匠的需求。他們的工作已被機器取代了，因為機器的運轉不需要什么技能或培訓，電加速了這種趨勢。與用傳動軸和齒輪供應動力相比，對電流的調節可以更精確。因此，人們發明了種類更多的工業機器，這就導致了工人的進一步“非技能化”。工廠的產值飛速上升，但工作變得無須動腦子、重復和沉悶。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這樣的工業工程師曾多次仔細地紀錄了工人的每一動作，他們用跑表和動作研究來確保操作具有科學性。產業工人的確成了“由公司首腦的意志”控制的“螺絲釘”，但這一體驗根本不令人愉快。
由于有了現代化的組裝線——這一革新在電氣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大規模生產成為了可能。最早的自動生產線于1913年出現在亨利·福特設在Highland Park的汽車工廠。據歷史學家戴維·奈（David Nye）在《消費力》（Consuming Power）一書中所述，這座工廠是“按照可處處用上電的假定”而建造的。電和電馬達使福特和其他制造商對于工件的規格、排序和移動速度都有了比以前多的控制力。它們導致人們有可能造出高度專業的機床，以盡可能合理的順序擺放這些機床，并以可變速的傳送帶連接這些機床。與此同時，電動機床的出現，使工人能按嚴格的規格大批量生產單個零件。對于組裝線的運營來說，可互換的零件是具有關鍵性的。
福特本人也強調了公用電廠為他的革命性工廠起的關鍵作用：
一種全新的發電系統的出現，使工業界擺脫了皮帶和傳動軸，因為它能讓我們為每個機床安裝電馬達……由于有了這種馬達，我們即能按加工順序安放機床，僅這一點就使工業的效率大致增加了一倍，因為它使我們減少了大量無用的搬動和運輸。皮帶和傳動軸也非常浪費動力——太浪費了，以至于沒有任何工廠能把規模搞大，因為最長的傳動軸面對現代的要求也是太短。而且在舊的條件下，高速機床是不可能有的——滑輪組和皮帶都不能經受現代速度，但沒有高速機床及它加工的更優質鋼材，就沒有我們能稱之為現代工業的東西。
在被其他制造商廣泛接受后，福特的電動組裝線引起了工業生產率的大躍進。在1912年，生產一臺T型汽車要用1 260人時。2年之后，隨著電動組裝線的投入使用，生產一臺汽車只用617人時就夠了。隨著電動組裝線的運行繼續得到精細校準，對人工的需要進一步降低了，到1923年已降到228人時。電動組裝線由于能精簡和加速生產流程，還大大減少了需在工廠地板上存放的部件和半成品，制造產生的利潤大大增加了。雖然新利潤有不少進入了公司老板或股東的口袋，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工人手中。
福特不僅首創了電動組裝線，而且還率先提高了藍領工人的工資，他在開設Highland Park汽車工廠后不久，即宣布將為全部工人加一倍的工資——加到一天5美元。盡管此舉激起了其他商人的怒火和《華爾街日報》的痛斥，但福特認為提高工資是必要的，因為可使大批工人愿意干已變得十分單調乏味的工廠工作——并使其不會在上班后很快就辭職。由于工資提高了，有15萬人在福特的汽車工廠外面排隊求職，雖然職位只有3 000個。其他工廠的廠主也很快認識到自己別無它法，只能學福特的樣子，于是他們也開始增加工人工資了。由于工廠規模和工人隊伍的迅速擴大，工會的普及也加速了——福特對此進行了斗爭，有時還很殘忍——而這使更多的利潤從工廠主口袋流入了工人口袋。
這就是電氣化帶來的第一個諷刺，而且它決不是最后一個諷刺：甚至在工廠內的崗位變得需要更少技能時，工廠主卻要付更高工資。這一情況促使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發展現象之一在美國開始出現，即產生了一個龐大而繁榮的美國中產階級。
勞工市場上的另一個發展現象也在中產階級的崛起上起了重要作用。當公司擴大規模，采用更復雜流程，并向更廣大市場出售產品時，它們不得不招募更多經理人和主管來監督和協調業務。它們還不得不招募許多其他各種白領工人來記賬、賣貨、搞營銷和廣告活動，設計新產品、進行人員招聘、計算工資、談判合同、打字存檔及操作穿孔卡制表機和有關的商業機器。當化學制造和鋼鐵冶煉等行業在技術上更先進時，公司就要招募科學家和工程師來當主管。雖然白領工人的增加和工廠的機械化一樣，是在電氣化普及之前開始的，但廉價的電力加速了這一趨勢。至少就歷史標準來看，所有新的辦公室職位工資都是比較高的。
當對熟練藍領工人的需求減少，而對熟練“知識工人”的需求增加時，它產生了一種粒子撞擊式的連鎖效應，并且對重塑美國社會也具有關鍵的意義：它提高了對職工的教育要求。僅僅在小學或初中學會讀、寫、算已經不夠了，青少年需要進一步和更專業的教育，才能為新的白領工作做好準備。這導致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Claudia Goldin）所謂的“美國教育的大轉變”，即公共教育從小學延長到中學。中等教育在20世紀初還很少見，它只是為一小批精英青年上大學而預備的。在1910年，14～17歲少年的中學入學率在全國最富、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也很少超過30%，而且該比例經常比這還要低不少，但這25年之后，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平均入學率已上升到70～90%。上中學在一代人之前還是大部分孩子不去想的事，而現在已是為得到理想的工作而必須要做的事情。
如果說電氣化幫助刺激了龐大和日益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興起，這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則又幫助擴大了電氣化的范圍和影響。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都把工資花在添置新家用電器上，這些新家用電器正是雇傭他們的制造商在電氣化幫助下大量生產出來的。需求的興起使工廠達到了更大規模的經濟循環，使產品價格下降，并使銷售額進一步上升。這一經濟循環最終為各種家電創造了巨大的市場，而這又強化了公用電廠興起后引發的那種良性循環：更多的家用電器意味著用電量上升，這導致公用電廠更加經濟，使其能進一步降低電價，從而刺激用電需求及對家電的需求。
對這一過程具有關鍵意義的是：電力系統的標準化。雖然公用電廠發出的電有各種頻率和電壓，但公用電廠和新的家電制造商很快就認識到，統一標準很有好處——這不僅涉及電，還涉及馬達、電線、變壓器、插座及該系統的其他部分。如果沒有標準，沒有一個真正起到單一機器作用的網絡，那么就要為不同市場生產不同設計規格的馬達和家電，這樣就縮小了生產中的規模經濟，使價格居高不下，并導致銷售額下滑。對家電的需求一旦減弱，就會依次影響對電力的需求。為避免這一情況發生，公用電廠和制造商都建立了協會——全國電燈協會和全國電氣制造商協會——以便確定本行業標準，并在政府鼓勵下促進通過交叉許可進行專利分享。很快，全國的標準都統一了：發電的頻率為60周，送到家庭和辦公室的電壓都是120伏。
兩個互為連鎖的經濟循環——一個刺激對電力的需求，另一個刺激對家電的需求——引發了美國家庭和休閑生活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與美國人在就業方面的變化具有同樣的戲劇性。除白熾燈以外，第一種引發大規模購買的家電是電扇。這是一種簡單的機器，但它使夏天炎熱的日子稍微好過一些。但在新的和更先進的家電于20世紀初普及之后，它們開始改變人們的行為和期望。它們使大眾能從事原先只有少數人能從事的活動，并使各種全新的社會和文化體驗成為可能。從真實和比喻意義上說，城市都亮起來了，有了令人炫目的新玩藝吸引人們參與。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910年首次看到曼哈頓燈火通明的夜景后寫道：“這就是我們詩一樣的美景，因為我們已把星星摘了下來，終于遂了心愿。”
由于有了各種可能來消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這改變了人們對休閑和娛樂的基本態度，導致了新型的大眾文化，并使消費和消費主義成了平等主義的追求。
由于有了各種可能來消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這改變了人們對休閑和娛樂的基本態度，導致了新型的大眾文化，并使消費和消費主義成了平等主義的追求。戴維·奈對電氣化的眾多文化副產品做了全面的調查，并描繪出了這一現象的準確范圍：
電氣化使收音機、電話、電影、麥克風、擴音器、揚聲器、有軌電車及在劇場和沿城市中心街道制作漂亮的燈光裝飾成為可能。不那么明顯但同樣重要的是，電帶來了人造白晝、熱和通風的精確供應、自動扶梯和電梯。美國人用電創造了新的城市環境：摩天大樓、百貨商店、游樂園等等。在一個動力供應似乎無限的世界里，對能源的合理節約似乎已不再必要。
但是，電氣化的直接效應并不一定成為持久效應。雖然廉價的電力在早期空前地促進了大眾娛樂，將大量的人吸引到明亮繁華的城市，但它的遠期影響卻非常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出現了，盡管汽車本身不是電氣產品，但卻是電動組裝線使汽車變得相當便宜，連一般老百姓都買得起。在福特的Highland Park工廠出現之前，汽車是手工制造的，很費力，每個零件都是技工定制的。那時的汽車是富人才買得起的奇異奢侈品。但后來福特的工廠以極便宜的成本和極大的數量生產出了標準化的T型汽車，以至于到上世紀20年代早期，商人賣出了幾百萬輛這種汽車，車價僅為290美元一輛。美國人放棄了有軌電車和無軌電車，開著私家車上路了。這刺激了對油田、煉油廠、加油站的大量投資，使市場上到處充斥著廉價汽油，汽車的吸引力也更大了。
廉價的電、廉價的汽車和廉價的汽油，再加上日益崛起的中產階級收入不斷提高，導致人們離開城市去郊區居住，并離開了影劇院、游樂場和城市街道提供的公共娛樂，轉而接受電視、收音機和高保真音響提供的私密娛樂。也是由電促成的廣播媒介，把城市中心街道提供的娛樂帶入家庭——而且由于廣告的存在，你甚至連票都不用買。你很方便就可以看到表演，而且還是免費的。大眾文化仍然存在，而且事實上被受人歡迎的廣播和電視節目及暢銷唱片進一步強化了，但它的產品正更多地被觀眾在家里消費。
家不只是一個娛樂和放松的地方，它也是一個工作——主要是女人干工作——的地方。在20世紀初那幾十年，很少有中產階級婦女到社會上找工作。例如在印第安納州的Muncie市，一份1925年的調查表明，做有薪酬工作的婦女不到30%；余下的婦女都是家庭主婦。即使是收入不高家庭的婦女也會雇傭人、洗衣婦或小時工來分擔家務。而家里的男主人也會幫助干一些重活，比如把地毯拖到室外拍打，或移動澡盆，并燒好用于洗衣的熱水。
電帶來的烏托邦式的前程，在家里似乎已經近在眼前了。許多婦女相信，吸塵器和洗衣機之類的家電會如通用電氣公司的廣告所說，把她們的家從干活的地方變成享受輕松的地方。家將變得不再像一個血汗工廠，而更像一個現代的自動化工廠，而主婦們將像托馬斯·愛迪生1912年在《婦女的未來》這篇文章中所預言的，“成為家庭工程師，而不是家庭工人，因為電這個最棒的女仆將為她們服務。”第一種購買量極大的專為家務勞動設計的家電是電熨斗，而它似乎達到了以上預期。婦女們不必再在火爐上加熱沉重的鑄鐵熨斗，并在熨衣服不時地停下來再去火爐上加熱它。她們只需把這個并不重的家電器具插上電源即可。在20世紀前20年，無數的家庭把老式的鑄鐵熨斗換成了現代的電熨斗。當時曾有一張照片顯示一位通用電氣公司的雇員驕傲地站著，身旁是小山似的一堆被拋棄的扁平鐵熨斗。
然而，事實證明，電熨斗并不像起初顯得那樣是一個純粹的好東西。由于電熨斗使熨衣服“更輕松了”，它反而導致當時社會上對衣服的期望有了變化。為了顯得體面，男士和女士的上衣和褲子必須更經常、更仔細地熨燙。衣服上的皺紋就成了懶惰的標志，甚至孩子上學的服裝也要熨得整整齊齊。雖然婦女們熨燙衣服不那么累了，但熨燙衣服的次數更多了，更經常了，并要更精確才行。
當其他家電——洗衣機、真空吸塵器、縫紉機、烤面包片機、電咖啡壺、攪蛋器、卷發器以及后來出現的電冰箱、洗碗機、衣物干洗機——在20世紀前半葉涌入家庭時，社會準則方面的類似變化也出現了。衣服要更經常地更換，地毯要更干凈，女士頭發的發卷要更有彈性，食物要更精致，家用瓷器要數量更多，而且要擦得更亮。過去幾個月才干一次的家務活，現在每隔幾天就要干一次。例如當過去要把地毯拖到室外清潔時，一年只需清潔幾次，現在有了方便的真空吸塵器，那么就要每周，甚至每天都要吸一吸了。
與此同時，家務勞動對體力的要求不高了，這使許多婦女認為不必再雇傭人或小時工了。她們感到自己可以——并因此應該——把一切活都攬下來（而許多貧窮的婦女過去曾給別人當傭人，現在都進工廠做工了，因為這樣收入更高了）。主婦們也用不著丈夫和兒子的幫助了，因為既然家務活挺“輕松”，他們覺得不必幫忙了。魯思·施瓦茨·考恩在《母親干的活更多了》一文中寫道，在中產階級家庭，“可節省人工的家電并沒有減少主婦的勞動，只減少了她幫手的勞動。”
一系列關于婦女家務勞動時間的調查支持了考恩的觀點。人們在1912～1914年（這時家電還沒有廣泛普及）做的調查表明，主婦平均每周花56小時做家務。在家電廣泛普及后的1925年和1931年做的類似調查顯示，主婦仍要每周花50～60小時做家務。1965年做的調查再次發現情況沒有什么變化——主婦平均每周要花545小時做家務。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06年發表的一份調查也表明，從20世紀初到60年代，主婦每周做家務的時間一直穩定在51～56小時。
換言之，電氣化改變了“女人的工作”性質，但它并沒有改變其數量。通用電氣公司為推廣家電編過許多本小冊子，其中一本的標題是《男人的堡壘是女人的工廠》。在這座工廠里，女人并不是只擔任經理或工程師的角色，她們通常還獨自承擔了不熟練的機器操作員的角色。電氣化遠非為中產階級主婦帶來了休閑的生活，而是像考恩說的，導致了其工作的“無產階級化”。
但是，那些操作洗衣機和吸塵器的女人，其實并不一定這樣想。公用電廠和家用電器制造商曾在廣告和公關活動中，將使用家電當作社會的一種教化力量。這種宣傳論點既反映又強化了人們態度——對于主婦角色的態度——上的深刻變化。“家庭經濟學”的觀點在這一時段變得流行，它的目的，用一個當代演說家的話來說就是“讓家庭與工業狀況和社會觀念取得和諧”。購買和使用電器——成為電的堅定消費者——就是一大進步，就是幫助引出一個更現代、更美好的世界。主婦就像工廠里的工人一樣，已成為巨大技術機器上的一個關鍵螺絲釘，而這種巨大技術機器正在產生一個更先進的文明。
在家電出現之前，在家做家務被視為是一項工作——即一系列基本令人不快，但無法逃避的任務。即使不說它總是單調乏味，它也總是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主婦們選擇要做的事。在電氣化普及之后，在家做家務有了一種非常不同的特點，它不再被視為令人討厭的工作，而是體現一種身份并就其本身而言，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方式。婦女們把自己的地位和價值，看作與做主婦的成功有密切關聯，而后者又取決于她們掌握家電的能力。這種新的適于女性的理想，不僅由廣告傳播，而且由大眾化雜志——如《婦女家庭周刊》（Ladies Home Journal）和《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的文章和圖片傳播。正如歷史學家戴維·奈所說：“在家里采用新技術既是有關個人聲望和炫耀性消費的事，也是表達對新型家電代表的科學進步懷有堅定信念，同時亦是對婦女作為家庭管理人這一新角色的一種確認。”家電成了“心理維護的工具和角色轉變的符號”。
然而，這些新工具的精神價格和它引發的新角色有時是很高的。婦女們在壓力日高的情況下感到痛苦，因為她們要達到對潔凈和秩序的更高期望，要買最新的“必有”電器，要學會如何操作所有新電器并使其處于工作狀態。而且對許多人來說，電氣化將一種新的疏離和孤獨感帶入了家庭。當婦女接管了家務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時，她們經常發現自己獨自一人操持家務的時間更多了，已經完全隔離在自己的郊區住宅之中。她們可能有幼小的兒女與自己作伴，但夫婦之間的交往與以前共同承擔家務時相比，就更加少得多了。生活已經以明顯和微妙的方式改變了。
一群得克薩斯州人在1899年成立了一個同仁協會，它是為參與新的電力生意的男性專業人員組織的。這個“木星人”協會的口號是“為了一切有關電的事情而永遠在一起”，該協會迅速擴大，吸引了全國幾千人參加，從架線工到電廠高級經理都有。托馬斯·愛迪生、喬治·威斯汀豪斯、塞繆爾·英薩爾都成了它的會員。該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埃爾伯特·哈伯德在1913年撰文介紹了該協會的共同信念和目的。他寫道：“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過渡區域，是由電占據的。電工都為自己的本行自豪，他們也應該自豪，上帝就是最好的電工。”
他的言論盡管很是自負，但也不算太離譜。當我們回憶上一世紀時，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發明了電網和制造了各種神奇新電器的商人和工程師們，確實掌握了一種幾乎如神一樣的力量。正如亨利·亞當斯所預言的，從他們的電線網絡中確實魔術般地變出了一個新世界。公用電廠提供的電力，決不是導致美國商業和文化在20世紀上半葉發生巨變的唯一因素。但不論公用電網對這種巨變是直接產生了影響，還是通過一系列復雜的經濟和行為上的連鎖反應產生了影響，它都是當時關鍵的、起了極重要作用的技術——它是基本的動因，是它導致了各種巨大的轉變。如果沒有龐大公用電網發出似乎無限的廉價電力，并通過遍及各地的電網送入幾乎每一個工廠、辦公室、商店、家庭和學校，那么很難想象現代社會會是目前這個樣子——我們現在覺得很自然的樣子。我們的社會是用塞繆爾·英薩爾的發電機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