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1年9月11日發生恐怖襲擊后，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重心都轉向了國家安全。如今，那些外交政策又在發生變化，但這次是受經濟危機的影響，不過此次改變將與上次改變同樣意義深遠。經濟危機不會像恐怖襲擊那樣奪取生命或傷害肢體，但就目前的這場經濟危機而言，它的影響將更廣泛、更長久、更無形。
　　過去的危機歷史表明，我們的命運更多地取決于我們如何應對而非事件本事。1930年美國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經常被引用來說明一次處置失當的衰退如何演變成一場蕭條。相比之下，20世紀初發生的金融危機和恐慌則引發了一輪制度創新，變革涉及中央銀行業務、勞動和競爭法、消費者安全監管等。針對目前的這場危機，一些錯誤的反應顯而易見，如迎合保護主義和推遲有關氣候變化的行動等。這樣的警告在一年前聽起來也許還有些危言聳聽，但如今覺得太真實了。
　　進步分子要想戰勝保守分子，他們必須解決引發目前混亂的深層次經濟、環境和政治不平衡。首先是經濟不平衡，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經濟不平衡創造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銀行借錢給那些還不起貸款的人。盈余國家和赤字國家之間日益嚴重的金融不平衡引發了對風險證券的需求。如今，美國人開始存更多的錢，中國正在刺激國內消費，某些冒險的金融服務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但一些不平衡不會自我糾正。實際上，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可能被加劇。這也是為什么政府需要重新平衡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從而創建一種更公平、更平等的獎勵分配。發達國家不能放棄增加對貧窮國家援助的承諾，最終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和完成多哈回合貿易談判。
　　第二個是環境不平衡，即我們消耗的資源和地球補充自身的能力之間的不平衡。這種供需不平衡——資源危機——加劇了信貸危機。由于石油進口支出約占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1/3，能源價格的上漲加劇了金融不平衡。目前的危機使得解決環境不平衡變得更可能、更必要。更可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財政刺激措施提供了一個增加對低碳能源、交通和住房投資的重要機會，更必要是因為當經濟開始復蘇時，油價回到2008年每桶140美元的水平將會使美國、歐盟和日本每年流出8000億美元，約相當于她們目前刺激計劃總額的一半。
　　最后是政治不平衡。多邊機構的軟弱使得很難產生適于問題規模的足夠一致的政策反應。然而這場危機正在推動多邊主義的加強、權力和責任的分享。各國政府間也在前所未有地協調財政對策、降息和監管改革。
　　在當今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平衡造成不安全，并使我們都更加貧困�，F在是我們找到新平衡的機會。

(王云編譯自4月6日美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