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自1851年誕生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在歐美發達國家舉行。1970年的大阪世博會是世博會第一次來到亞洲。中國改革開放后提出要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第一人是上海前任市長汪道涵先生。汪老告訴我，他這個想法的出現，是有感于他1983-1987年對日本的三次訪問。汪老先后參觀了大阪、筑波和沖繩，即三屆世博會在日本舉行的地方，深受啟發，日本朋友也建議中國舉辦世博會。本世紀頭10年的3場世博會，兩場在亞洲，這就是2005年的日本愛知世博會和當前的上海世博會。應當說，日本把世博會引進亞洲是有功勞的，我們申辦上海世博會也是受到日本的啟發。在上海世博會正在舉行的時候，我們不應當忘記日本對于世博會走向亞洲所作出的貢獻。
　　一段時間以來，中日兩國媒體對于兩國之間的分歧報道很多。我以為，在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即將舉行一系列會晤時，我們更要從全球的變局中看待中日關系，抓住大局和主流。
　　當今國際關系中一個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是國際關系的重心正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這是幾百年以來，國際關系中所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拉動國際關系重心轉移的是亞洲的崛起。亞洲在戰后首先崛起的是日本，我們亞洲人要感謝日本人在上世紀50年代創造的“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非常適合亞洲的情況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所以，沿著這個模式日本很快崛起。在上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即臺灣地區、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受到日本崛起的啟發，學習了日本“出口導向型”發展的模式，迅速崛起。在上個世紀70年代，東南亞國家聯盟，諸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也學習了日本“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過去30多年的大發展，我們也是遵循了“出口導向型”的模式。1991年，印度實行改革，加入了亞洲國家崛起的大潮。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亞洲國家是通過這五個浪潮走上了崛起之路，這五個浪潮是相互聯系的，亞洲國家的相互借鑒和幫助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亞洲的崛起尚處于初級階段，今后要走的路還很長，更大的變化還在后面。然而，正在崛起的亞洲國家人口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這股崛起大潮會改變21世紀世界的面貌。過去幾百年在世界變化的過程中，由于變化的源頭在歐洲和美國，亞洲只是被動地應付和接受世界的變化。今天，隨著亞洲的崛起，亞洲成了世界變化的源頭，亞洲變化影響著世界。這個變化非同小可，意味著亞洲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方面會有更大作為，承擔更多責任。
　　2008年在美國爆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給全世界帶來嚴重后果。不久前，希臘債務危機所引發的歐元危機是金融危機在深化的反映。盡管危機造成深重的影響，但是亞洲，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仍然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有經濟學家認為，這表明亞洲經濟與美歐經濟有某種“脫鉤”的現象。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它來源于亞洲經濟發展內在動力。
　　過去20年，亞洲是全球經濟中增長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區，展望今后20年，亞洲有可能仍保持這樣的地位。在亞洲經濟增長的大潮中，中日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1978中國改革開放之時，中日貿易額僅為66億美元，到了2009年貿易猛增到2288.5億美元。1978年中國沒有中日合資企業，現在的中日合資企業已經遍布全國各地。中日經貿關系發展得如此迅速，這是當年對中日關系最樂觀的人，也沒有估計到的。中日經貿關系發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這種發展給中日雙方都帶來了巨大好處。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在相當長時間里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到2004年，中國又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展望今后20年，中日在各個領域的合作空間是巨大的。這種關系的發展不僅有利于中日雙方，也有利于世界。
　　20世紀各國發展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要發展起來，關起門來建設是不可能的，要發展必須開放，要發展必須有地區依托�！皷|亞共同體”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地區依托，也是日本進一步發展的地區依托。鳩山政府重視“東亞共同體”建設，是一件好事，也是東亞共同體建設所面臨的機遇。我近一段時間參加了不少東亞地區的會議，亞洲各國無不對于中日關系的改善和發展表示欣慰。大家都認識到，“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中日是基礎。中日關系進一步發展，這個基礎就更加堅實。
　　我們中國人看問題很注意看大局，盡管兩國有分歧，但我們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我們之間的分歧。我相信，中日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不僅是中日兩國的福音，也是亞洲和世界的福音。

(摘自5月27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