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通天下”的匾額成為山西票號經營的真實寫照。

此為開風氣之先，輝煌百年的日升昌票號原址。

　　提要：19世紀20年代，在人類稱作太陽升起的東方中國，出現了世人矚目的山西票號。山西票號開創了歷史上的匯兌業務，是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前身，在中國金融史上活躍了近一個世紀，一度執中國金融之牛耳。它的誕生與發展，不僅開創了中國匯兌業的先河，使中國自封建社會以來金融業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和質的飛躍，而且孕育了中國近代銀行業的興起與成長，在中國金融史上聳立起一座輝煌的里程碑。

“日升昌”開啟票號新紀元

　　山西北連內蒙古，南臨陜西，西靠千里呂梁，東倚萬丈太行，是典型的黃土高原，票號就崛起在這塊古老厚重的黃土地上。山西票號最早誕生在聞名遐邇的平遙縣。
　　平遙縣有個西裕成顏料莊，在北京設有分號，由于在北京經商的山西商人很多，每逢年終都要給家里捎錢，而鏢局運費高又不安全，就找財力雄厚的西裕成北京分號幫忙。西裕成北京分號就把需要轉運的錢收進，由北京分號寫信到平遙總號兌款，并收取一定的費用。西裕成顏料莊的總經理雷履泰頗具慧眼和膽識，認為此項業務有社會需求但沒人去做，不僅有發展前景，而且獲利必多，建議東家李大全把顏料莊改成經營銀兩匯兌的票號。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顏料莊購買了一座木器廠，投資30萬兩，成立了我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號。就這樣一個不平凡的思路，在平平凡凡的業務中拓展開了。此舉結束了我國官府和商人異地運款采用的鏢運方式，揭開了我國金融事業的新紀元。

晉中票號“匯通天下”

　　日升昌開業后，在總經理雷履泰運籌帷幄和同仁們的齊心努力下，生意紅紅火火，業務蒸蒸日上，很快就顯示了“匯通天下”的巨大魅力。票號帶來的豐厚利潤和美好前景，震動了山西商界，平遙縣與周圍縣城的商家紛紛效尤，將自己經營店鋪號相繼改成票號。
　　跟隨新生事物最快的是介休人侯蔭昌，道光六年(1826年)，他將自己在平遙城開設的蔚泰厚綢緞莊改為蔚泰厚票號，接著又把其他的綢布莊也改組成票號，出現了“蔚”字五聯號，即蔚泰厚、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蔚豐厚票號。之后，票號在山西晉中蔚然成風，先后改營和新建的主要有平遙人經營的日新中票號，東秉文的協同慶票號，平遙李氏和陜西高氏及安徽雷氏合股的謙吉盛票號，平遙毛履泰、介休侯崇基、大同王氏、渾源縣常氏合資的蔚長厚票號，云南高州鎮總兵楊玉科和平遙商人范縉合資的云豐泰票號，江蘇糧道英樸在平遙投資的松盛長票號；祁縣渠源禎的百川通票號，祁縣渠源潮的匯源涌票號，祁縣喬氏的永泰慶票號；介休冀家的乾盛亨票號，介休冀以正的其德昌票號，介休喬英甫的寶豐隆票號；榆次王棟開辦的協和信票號，形成了“平遙幫”、“祁縣幫”、“介休幫”。
　　從道光三年到光緒三十二年(1823—1906年)的80余年間，僅平遙設立的票號就有22家，加上周圍縣城的票號，興旺時總號有36家。各總號開設的分號多達400余家，遍布全國各地，涉及到全國23個行省77個城鎮。最北有哈爾濱，最南至海南島，最西有西藏和新疆，最東有寧波和香港�？梢哉f從白雪皚皚的東北到花木蔥蘢的兩廣，自千里沙漠至萬頃大海，處處都有山西票號的足跡。甚至跨越國界，到了朝鮮、日本等國。每家票號的資本，多則白銀三四十萬兩，少則也有二十多萬兩。據不完全統計，1906年全部票號每年匯兌總額不下三四億兩，全國官私款項的匯兌基本由山西票號經營。

天降大任于晉商

　　山西票號的崛起似乎萌發于偶然中，但實際上與山西本身的條件和全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勢密切相關。山西雖然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但自古土地貧瘠，人口多而耕織少，所產不足供所需，只好走西口、過黃河尋找生路，所以經商的人很多，經商的風氣也很濃厚。
　　從明代中葉開始，晉商就是當時全國勢力最大的商幫。入清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歷經百年錘煉的晉商無論在經營方面，還是在商業資本積累方面都進入了鼎盛時期。特別是旅蒙晉商靠其靈活的營銷方式、過硬的商品質量和周到的服務，長期壟斷對蒙貿易。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兩國簽訂了擴大通商的《恰克圖條約》，在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駐足貿易的晉商聞訊而來，把這里由邊陲荒野之地發展成為對俄貿易的中心，從此壟斷恰克圖達170年之久�；钴S在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山西商人，足跡已達到俄國、日本、中亞等國家。
　　在內地市場上，如果說晉商明代是“半天下”的話，那么到清代已經是“遍天下”了。全國各地都有商號店鋪，北京、天津、張家口、漢口、南京、蘇州、廣州是其活動集中的地方。經營的行業不斷擴大，有顏料、紙張、綢緞、布匹、裘皮、油酒、茶、鹽、糧食、典當等等。會館遍布各工商業城鎮，全國達88處，其中北京就有40多處。而且山西商人集團性很強，相互團結，共同發展，是他們不變的理念。山西票號如果不具備這樣雄厚的商業資本和廣闊的市場優勢，是無法承擔起歷史重任的。
　　除此，中國封建社會金融機構不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山西票號的崛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清代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全國大市場不斷涌現，銀幣使用和流通日益廣泛，商人大宗的長途販運業務越來越多。這就給對當時的金融業提出了新要求，如商品流通的加快，要求金融機構突破單純的貨幣兌換范圍，逐步擴大到信貸階段；埠際貿易的開展，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需要專業化的匯兌，但當時已有的金融機構因各種原因難以承擔票號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產生于乾隆年間的賬局，主要對一些急需資本的販運商人借貸，從中獲利；典當業主要是押物當錢，不經營匯兌；印局與當鋪性質類似，是一種高利貸形式；錢莊和銀號是經營兌錢業務的，主要是制錢與銀兩的折算，乾隆以后逐漸從銀錢兌換轉向信貸。雖然在票號產生以前從事現銀交割由鏢局完成，但由于社會動蕩，土匪頻出，長途運現的安全問題常常得不到保障，商人們亟待有一種既安全又快捷的運現方式代替鏢局。由于這些金融機構沒有匯兌業務，天降大任與票號�？梢�，山西票號的崛起有歷史發展的客觀原因，也有山西商人本身的優勢，還有他們善于分析的智商和勇于開拓的膽識。

票號嘗試股份制

　　山西票號一誕生就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在產權上實行股份制，在經營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在責任制上要求權、責、利明確，這無論在當時的金融業還是新型企業中都是非常少見的。
　　山西票號大都采取股份制。股份制分為銀股和身股：銀股是出資人(即東家)所占的股份，一萬元為一股。身股是指頂身股，入股者只出力不出錢，但獲得盈利后與銀股一樣有分紅權。身股有兩種：一種是票號的經理，出資者聘請時就說好頂身股若干，雙方簽訂合同，一般一人為一股。另一種是普通職員，規定10年以上者，工作勤奮，沒有過失，由經理向出資者推薦認可后，可從頂身股2厘起步，以后根據業務能力的高低和貢獻大小逐漸增加，最多增至一股。票號頂身股占全體職員的1/3，主要是高薪職員具有頂身股的權利，多數人股份較少。但頂身股總人數、總股數和個人頂股額都會逐年增加，頂身股總數最多時會超過銀股總數，一半多的紅利被頂身股分去。由于頂身股對全體職員有很大吸引力，促使那些學徒和中低級職員不督自勤，為本號事業效勞。股份制合理分配了出資者與經營者之間的物質利益，而且使他們的利益與票號水漲船高，體現了大河沒水小河干的關系，在當時是比較合理和先進的。山西票號所持有的肝膽相照、同舟共濟的經營理念和精神就是由此而來的。

票號經營兩權分離

　　在票號的經營上，所有權和經營權始終是分離的。票號是由財東投資興辦的，票號經理和副經理是由財東聘請的，但財東具有票號的所有權而沒有經營權，經理只有經營權而無所有權。在經理聘用制上，財東對經理要經過嚴格的考察，確認“有謀有為，能守能攻，足以擔任票號經理者”，方“以理招聘，委以全權”。財東平時不能干涉票號的業務，放手讓經理獨立經營，大膽開拓。在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時，財東不但不責怪，反而會及時補充資金，令其重整旗鼓這種兩權分離的機制，充分發揮了票號經理的聰明才智，限制了財東對號內事物的干涉，使經營者不受牽制，消除顧慮，大膽開拓，見機決策，保障取得高效率和好效果。
　　權、責、利分明，是票號股份制的特點，也是所有制和經營者之間關系的準則。作為投資人財東雖然不能敢于經營，但有權聽取總經理的全年決算報告，一些大事如擴充業務、賞罰同仁、處置紅利等也“全由財東裁定執行”。財東對經理有考評的權力，經理在任內盡心盡力，成績顯著，財東要給加股、加薪；對確實不稱職的經理有權嚴加處理，“至于營私舞弊，一經發覺之后，則酌量情節之輕重，以定懲戒，甚至沒收其財產，拘留其妻孥，不稍寬容，毫無情面”。財東對票號負無限責任，如果所放之款不足以支付存款，財東有責任重新拿出現銀，無現銀以別的財產償還，如果票號倒閉，所有負債全由財東償還。票號實行經理負責制后，經理在票號內有無上的權力，總經理是全號的領袖，無論人事還是業務統統由其一人定奪，副經理負責全號人員的勤怠考評。經理有責任向財東在年終報告營業情況，每逢賬期(三五年不等)向財東報告盈虧決算情況。經理必須運籌帷幄，苦心經營，不能稍有疏虞。必須為財東負責，為全體職員負責，不能有半點私心雜念。正是實行了這樣先進的體制和機制，才使山西票號異軍突起，得到迅速發展與繁榮。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