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兩位華裔部長同時訪華，并力促中美兩國在清潔能源領域中的合作，可以看出美國政府部長級高官的工作重點正在從“賣國債”轉向“賣技術”。奧巴馬政府自競選伊始，就展現了對綠色革命極高的關注度，在其“經濟刺激計劃”中，新能源項目更是處于優先發展地位。歐盟長期以來重視可再生能源開發，“低碳經濟”的概念也正是源于英國。在日益壯大的碳交易市場中，英鎊和歐元是現有的主要結算貨幣。日本自兩次石油危機后，就開始重視節能與新能源開發戰略，目前在能效利用方面遙遙領先。后危機時代，主要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新能源戰略，力圖在新一輪的變革中把握主動權以獲取全球經濟中的最高端優勢。
    圍繞“低碳經濟”這個未來經濟增長點，發達國家究竟如何展開新一輪的角逐？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又該如何應對？

合作中的新一輪競爭

    眾所周知，低碳經濟具有經濟、就業、環保三重效應。正是因為它不只是單一地考慮經濟因素，而是納入了發展中的環境問題，才被視為“后危機時代”可持續發展經濟中的增長點。無論是早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還是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其實質都是尋求實現“低碳經濟”的全球性合作機制，而推動國際性的合作是大國為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發達國家關注更多的是如何在新能源產業中獲取競爭優勢，這包括市場中的定價權以及標準的制定權，各國圍繞著技術、政策等幾個要素展開了新一輪的競爭。
    1、技術層面的競爭
    英國在碳捕集與封存技術中有一定優勢，有望形成一個價值達數十億英鎊的全球市場，該項前沿技術將為英國帶來可觀效應。在尋找可替代能源方面，美國擁有世界領先的生物燃料技術，并已成為世界最大的乙醇燃料生產國。此外，風能是美國能源新政中最大的亮點，風電裝機容量在兩年內增加了2倍。在全球10大太陽能電池廠排名中，日本企業總是名列前茅，日本的夏普公司曾連續7年處于太陽能電池生產的全球首位。
    2、制度體系的角逐
    發達國家新能源政策的框架有其相同之處，這表現在關注外部性、長期戰略分期進行、法律法規體系完備幾個方面。財政支持體系也有其共同特點，主要有三種形式：稅法促進、政府采購以及財政補貼，其中補貼主要包括投資補貼、產出補貼以及對消費者補貼。
    盡管能效政策的基礎大致相同，但發達國家在制定能效標準以及具體政策實施過程中各有特點。長期以來，日本與歐盟非常注重提高能效利用，而美國在金融危機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在走高能耗的發展模式。美國能源戰略的轉變發生在2007年的新能源法案，同時金融危機的蔓延以及奧巴馬政府的上臺更是掀起了一場綠色革命。在奧巴馬的綠色新政中，強調以2005年為基準年，而不是歐盟規定的1990年為基準年，更是體現了美國與歐盟在標準制定權上的爭奪。
    在具體的國內能源新政方面，日本更注重將政府與市場力量結合。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才受法律約束，以避免抑制中小企業的發展。同時政府加強對能源服務產業ESCO的扶持，注重將“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協調統一。

中國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發達國家在新能源領域的探索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應當說提出向“低碳經濟”轉型作為其引領經濟復蘇的主攻方向，有其理論背景與技術基礎。我們必須認清自身的差距以及未來全球分工的新方向。
    在新能源政策方面，節能與可再生能源開發同等重要。不能盲目制定開發新能源的趕超戰略，應當基于各地區各產業自身的優勢，將能源政策滲透到產業規劃中。此外在設立能效目標上要注重科學性、合理性，基于具體指標基準的目標更易實施與監管。例如對可再生能源占電力消費總量比例應有具體的結構性指標，節能政策方面按能耗級別在產品上加貼標識，以給消費者提供能源消耗信息等。
    同時，中國應當積極把握與發達國家清潔能源技術合作的機遇。在購買先進技術時，注重消化吸收與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這首先需要對自身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調整以擺脫低附加值產業分工地位。在引進吸收的基礎上建立一套自身的新能源產業體系以滿足國內、國際市場的需求，從而以更具競爭力的產業優勢融入新一輪的全球分工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