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論壇上表示,農村改革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換取城市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的,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社會才能夠安定。
農民工市民化是大勢所趨
韓俊表示,近幾年來,我國農民工群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舞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主力。最近,通過對全國6000多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每年都有20%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一代農民工要回到農村去,而新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走出來到城市去。8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農民工總數的70%,其中70%以上人沒有任何從事農業勞動的經歷。這些人成長在城市,他們不想回農村,但是在城市又難安家。
韓俊認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換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而且,“十二五”期間,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會加快,原因有四點。
第一,它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如果不徹底轉移農村人口,增加市民,就不能夠為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發展創造一個基本的條件。
第二,如果不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不可能健康發展,F在中國統計的城鎮常住人口當中每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是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是農民工群體。這些人在城市沒有歸屬感。但是在統計城鎮人口的時候,卻把他們統計為城鎮的常住人口,這說明現在的城鎮化還不徹底。
第三,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今后,農村作為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蓄水池時代即將結束。城市的產業升級沒有穩定的勞動大軍是缺乏堅實支撐的。
第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外來人口,如此龐大的群體如果不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仍然受到歧視,享受不到同等的權利,社會一定會積累很多矛盾。
韓俊表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變,不論從理論上分析,還是現實基礎都已經具備,F在外出的農民工在1
.5億人左右,舉家外出的占25%左右。調研發現,這些外出農民工把孩子帶在身邊占到一半,他們渴望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
城鎮化要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必須把解決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的民生問題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管理者們應該抱有這樣一種理念,城市不僅是有戶籍人口的城市,也是全部常住人口的城市。對農民工應該有開放和包容的胸襟,對農民工由排斥到接納,由管制轉向服務,要逐漸改變他們這種邊緣人的社會地位!表n俊說。
地權穩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韓俊指出,給農民工城市戶口,不能與放棄農村的土地權利掛鉤,因為土地不是國家無償給農民的一種福利,是農民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一份財產,是農民的不可剝奪的物權。如果身份權,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的獲得是以放棄財產權為代價,這才是更大的不公平。
韓俊認為,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各個地方在搞戶籍制度改革的時候,如果眼睛只盯在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農民不會答應。
“農村改革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
利為代價換取一個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表n俊說。
現在各地建設用地指標減少,城市拆遷的成本增加,城市化缺地現象也比較普遍,據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拆圈上樓”的方法來解決城市缺地和缺錢的問題。
對此韓俊認為,在城市規劃區以內這樣做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把農民統統趕到樓上去,而最終目的只是為了獲得農民土地的話肯定要出大問題。城市建設缺錢,不能靠開發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來籌措,這是涉及農民利益的根本性問題。
最后,韓俊表示,城鄉統籌“三農”問題的核心還是土地問題,焦點、難點、重點、分歧點也在土地問題上。土地問題背后就是個利益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因為保護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影響了城市化發展進程。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可以說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只有讓每個農民拿到有效力的土地證書,農民心里才踏實,只有地證穩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