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張平副所長，您提到成本推動因素對物價有很大影響，資源價格改革也可以算是造成成本推動因素的一個部分，您怎么看待今年或者“十二五”時期資源價格改革的推進問題？
張平：“十二五”通貨膨脹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成本推動因素，每年基本上為CPI提供1.83的百分點，加之現在在公共服務領域價格調整，經過測算，大概是每年0.5%左右。所以現在中國的價格問題，主要是面臨很大的壓力。
我們的第二產業基本上能把勞動力上升的成本和土地要素價格上升的成本吸收掉。但是農業、服務業這兩個部門難以吸收，所以這方面成本推動壓力還是比較大。粗算一下，有兩個百分點左右。但是一般來說CPI在3%到4%之間都是合理的，所以中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基礎還是有相當的余地的。
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積極推進公共品的定價，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剛才我們說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有一個理順價格的問題。理順價格，公共服務品在商業上才是可持續的。如果在商業上不可持續，就無法引入社會資本。所以要重視公共產品的價格調整，使之在商業上有可持續性，這樣才能夠增加社會資本的投入。所以，我認為公共產品的價格改革，依然是“十二五”中最重要的一項改革。
提問：張燕生研究員，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波動給中國帶來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影響的？
張燕生：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來講確實有輸入通脹的影響，比如去年上半年進口鐵礦石每頓是168美元，去年第四季度由于全球經濟收縮，價格有所下降，大概是每噸120美元到130美元。原油去年第四季度也有下降，但是去年上半年的糧價、谷物價格上升了43.8%。
盡管全球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但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為什么會脫離供求關系的基本面保持如此高位呢？這要考慮全球的量化因素，以及美元匯率的波動所產生的形勢，但是它對中國確實產生了一個輸入性通脹的影響。
在這種形勢下，我個人認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國內結構調整和改革又在攻堅階段，這種情況下，對通脹恐怕要保持包容度和控制。也就是說，不能僅僅是為了CPI和GDP，影響到調結構。
另外，我們還會面臨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控制通脹的時候，怎么能夠保證供給，確保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在保證小企業、微小企業民生就業的前提下，使我們能夠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和國內實體經濟改革面前有一個準備。這些問題核心取決于下一次的改革。
提問：李善同研究員，您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到了一個該調整的時候，能不能詳細地講一下這個判斷基于哪幾個原因？
李善同：從各個發達國家人口發展情況來看，人口發展都有一個過程。發達國家到了低增長，或者負增長時候，從人口角度都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對經濟發展是很大的挑戰。所以從長期來看，我們要選擇一個時機進行調整，不要等到了人口出生率很低再想辦法。
從中國現在的情況來看，現在出生率是比較低的，人口長期增長趨勢面臨和發達國家相似的問題。但對這個問題爭論很多，“十二五”期間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有變化，但沒有改動，主要還是受很多因素制約。
提問：張燕生研究員，歐美再工業化會讓貿易保護主義開頭，今年又是一個大選年，請問選舉的因素會給中國對外經濟發展帶來哪些不確定的因素？
張燕生：歐美進入到服務經濟之后，提出了再工業化，再創新和再出口的中長期結構性調整目標。再工業化會涉及一個問題，歐美會不會用減員增效的方式來實現，這個在政治上會面臨很大的麻煩。他們愿意做嗎？如果不愿意的話他們會怎么做呢？會不會轉向跨業競爭呢？而且歐美也明確說在這方面會制定相關的措施。有報告探討未來五年到十年，會不會有一些資本撤回美國本土的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再工業化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是存在一定的聯系的。因為大選是為了政治，就會涉及過去制定的政策，涉及誰來做替罪羊的問題。比如說，他們會拿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做文章。匯率法案如果成為法律會不會引發貿易戰？如果不成為法律代價又是什么？中國是否要進一步擴大內需？這些都可能成為競選各方討論的問題。
